海伦·米伦凭《女王》夺得今年奥斯卡影后桂冠。
王室产生权威,首相利用权威进行治理。一代又一代英国政治家,一方面努力维护国王的神秘、遥远、尊贵;另一方面则努力使社会制度越来越直接、简洁、有效。
宪政:《女王》与首相
□左亦鲁
故事片《女王(The Queen)》叙事跨度大约三个月,始于布莱尔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后第一次觐见女王,终于戴安娜葬礼后布莱尔与女王的又一次会面。
初次见面时,女王从容威严,布莱尔则显得局促紧张,而戴安娜去世之后的那次见面,布莱尔变得明智而得体,不断向手足无措的女王提供适当建议。
女王与首相初次会面时,英国社会处于正常的政治状态下,首相是民主社会政治运作的中心,女王则隐而不现,只需行使君主的知情权、鼓励权和警告权。常言道“旁观者清”,女王自然可以隔岸观火,从容指点。
而戴安娜的意外去世使整个英国社会陷入了一种非常状态,此时女王作为社会和人民的领袖必须走向前台做出决断,于是她成为了冲突和矛盾汇集之地,而首相则退居其后成为旁观者。这种非常状态下女王和首相之间政治角色的切换,为我们理解英国政治宪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
戴安娜之死:一次宪政危机
电影的开头,英国人拥有了一位年轻英俊的首相。女王曾不无担心地向自己的总管询问,这位41岁的年轻气盛的首相是不是“很难对付”。总管的回答耐人寻味,他特别用了“肤浅(shallow)”一词来形容布莱尔的夫人切丽。在女王和布莱尔的第一次会面中,布莱尔出于对女王和传统的敬畏明显地表现出了紧张和局促,而切丽身上则被导演夸张地赋予了缺乏教养和暴发户般的“无知者无畏”。在切丽这种“精英”看来,女王的形象是“古板、固执、难以沟通”,王室只是“坐拥万顷良田而无须纳税的寄生虫”。
与布莱尔身边激进的幕僚相比,另一批立场鲜明的人物就是保守、传统的英国王室。比如永远戴着插着名贵鸟毛帽子的皇太后、菲利普亲王等等,其实菲利普亲王、皇太后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种“肤浅”,他们和布莱尔身边的改革派同样都对某种事务和信念存在着井底之蛙般的深信和迷恋。
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因车祸在巴黎去世。整个英国社会和政制处于动荡和爆发的临界。
要理解戴安娜的去世何以造成一次宪政危机,就要清楚这位“人民的王妃”在英国民众心中的地位。白哲特对现代社会的定义是“因娱乐和对话而结成的统一体”。
英国王室作为“第一家庭”的存在恰恰成了这个多元社会人民可以共同“娱乐和对话”的话题,也是民众情感认同的归属。
二战结束后,尽管无论个人魅力还是历史传统都使伊丽莎白二世的地位相当稳固,但王室和君主制整体形象的下滑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电影中,布莱尔对夫人切丽说他难以想象英国没有君主制,后来又补充了一句“至少在伊丽莎白二世活着时”,言外之意是如果查尔斯即位则另当别论。这种担心不无理由。
但1981年查尔斯王子与灰姑娘戴安娜的那场童话般的世纪婚礼却像一针强心剂一样大幅提升了王室和查尔斯的声望,从那之后美丽、高贵的戴安娜就像莎士比亚一样成为了英国人的骄傲的符号。尽管离婚后查尔斯的支持率再也无法恢复,但戴安娜为英国王室留下的两位王子(特别是威廉王子)却继承了民众对戴安娜的热爱,无论女王是否会隔代将王位传给威廉,至少可以缓解英国民众对查尔斯个人的不满。所谓成亦戴安娜,败亦戴安娜,戴安娜的突然离世使民众的情感像洪水一样汹涌。英国王室包括女王本人起初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他们没有认清民主社会的本质就是“娱乐(甚至是八卦)”;而布莱尔的幕僚尽管看清了这个时代的本质,却不明白民众情感的落脚点在何处。于是我们看到,前者充满了某种狂热和幼稚,而后者却又像恐龙一般停留于过去的时代。
什么是英国宪制的真谛和奥秘?
19世纪英国着名作家卡莱尔曾经批评身边的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者不懂得宇宙和历史的真谛与奥秘,如果说英国的历史和宪制同样存在着真谛和奥秘的话,那么它到底是什么?
在功利主义者边沁那里,我们可以读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质,它只能属于现代,它使我们感到依靠科学、理性和知识,走向现代之路将是一片进步和光明。但到了稍晚一些的J•S•密尔,我们已经难以见到其前辈们的那种斩钉截铁,代议制政府是密尔为英国面对民主时代开出的解决方案,或许和密尔自己曾依靠浪漫主义诗歌排解精神危机有关,密尔对好政府的判断标准除了维持统治秩序外,加上了培养德行、教育国民这一条。而在白哲特的时代,美国总统制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个时代真正的政治哲学家必须做出回应,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白哲特提出了英国宪制的两个部分之说:一为尊荣的(dignified)部分,一为效用的(efficient)的部分;前者产生权威,后者利用权威进行治理。英国宪制的奥秘和真谛正在于这二者完美而隐秘的结合与运用。
一代又一代领悟了这个奥秘和真谛的英国政治家就在这样两个层面上不断完善英国的宪制,一方面使国王所承担的尊荣的部分越来越神秘、遥远、尊贵,宪制在这个层面的建设用于满足和回应民众情感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的建设则使效用的部分越来越直接、简洁、有效。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真正的英国宪制──在日常状态下,民主社会、市场经济、政党轮替……这些理性化、现代化的事务统治着民众的生活;但在非常状态之时,非理性的民众必须寻找感情上的依赖,这时就需要女王站出来,像旗帜一样召唤民众的认同和团结,就像影片中布莱尔所说:“人民需要的是女王,不是我。”
再回到电影中,在整个危机中只有作为政治家的布莱尔和后来做出让步的女王了解英国宪制的奥秘和真谛,只有他们之间的理解与合作方可度过这次危机。因为女王代表国家认同和象征,女王和首相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当女王和她所代表的国家认同被抹黑和丑化后,任何政府的统治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于是我们看到布莱尔一方面作为首相力主王室为戴安娜举办公开盛大的葬礼,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女王和王室的形象,斥责了幕僚们怂恿其僭越女王的建议。而王室则在女王的带领下回到伦敦,当女王浏览完白金汉宫门前堆积的花圈后,我们看到几日来广场上对女王的指责烟消云散,女王走的这几步路在国民心中所起的作用无论政府任何部门怎样运筹帷幄都难以实现。一次危机就这样渡过。
当女王发表电视讲话时,第一夫人切丽看到丈夫高兴的神情既不解又不屑地说:“难怪每位工党领袖最后都要向她(女王)毕恭毕敬。”我想就是这种“毕恭毕敬”背后所体现的女王和政治家之间的心照不宣和心有灵犀,使英国作为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能够度过历次危机并运转至今。
当女王浏览完白金汉宫门前堆积的花圈后,连日来对女王的指责烟消云散,女王的这几步路,能够消除任何政府部门都难以解决的信任危机。(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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