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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张小明

[天府评论 www.028cn.com]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书籍日益增多，国际政治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在已出版的专著和译著中，有一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从中获取许多知识和启示。2000年12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就是一本这样的书。

温特的这本书，是1999年9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在哈佛和MIT选修过几门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有的教授把温特这本书手稿的部分章节复印，作为学生的参考读物。也就是说，温特这部书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关注。其原因很简单，即：温特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学派的一个突出代表人物，这部书是其学说的集中表述。

很遗憾，在美国的时候，我没能通读温特的这本书，只看过书稿的部分章节。但是回国后不久，我就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范蔚文先生那里得知，这部书的中文版很快就要问世了，译者是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一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的中译本能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在中国出版，实在令我感慨良多。在我的印象中，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的一部最新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述。因为该书的中译本在英文版出版一年后就同中国读者见面了。这说明，现在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对国外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动态，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国内的出版界也具有了出版西方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著述的战略眼光。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具备吸纳外来最新知识的胆识和能力。听译者说，他在拿到温特的书稿以后就着手翻译，所以能在这部著作正式出版后不久，把它的中文版奉献给中国读者。我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以如此快捷速度出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这件事本身就包含着很重要的意义。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把温特的这本书读完，并且把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写了下来，权且当个读后感吧！

（一）

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很短，不足一百年。它在逐步成长的过程中，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吸收了很多思想、方法和概念。因此，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国际关系学科在同其他学科的思想交流中，一直处于巨大的贸易入超地位。从其他学科吸取养分，无疑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新学派、新学说层出不穷，其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想，从其他学科吸取养分，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肯尼斯·沃尔兹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和罗伯特·基欧汉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目前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个主流学派，它们都从微观经济学中获得了思想启迪。温特等人在最近10年中创建和阐述的建构主义学说，则从社会学中吸取了养分，其核心概念之一是“社会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正如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本书在总体上可以被看作一本应用社会理论的著作。虽然国际关系不能被还原为社会理论，但是国际关系的许多学理辩论涉及社会理论。” 他在前言中还表明，社会理论是本书的“主要分析工具”，他在研究过程中阅读了很多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书籍。如果没有社会学（还有哲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不太容易读懂温特的这本著作。

这充分说明，国际关系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者们需要善于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分，这是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是温特这本著作给我们这些从事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的人的一个重要启示。这也让我想起了2000年12月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北大现任校长许智宏院士的一席话。许校长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角度强调国际关系研究者应“具备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素质”。其中重要的理由是，现在各门学科发展很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是大势所趋，“甚至改行也不鲜见”。所以，他认为，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注意到这种变化，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使自己适应变化的情况，学习那些以前不熟悉的东西，不断地丰富和改善我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中国学者要想创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必须善于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吸取养分。这样就要求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学者们，需要不断扩大知识面，花时间去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永远把自己视为学生。只有这样，国际关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才能得到健康和快速的发展。

当然，研究者们在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分的过程中，如何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表述外来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做到不仅让专业人士，也让一般读者明白易懂，这是需要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温特在本书的“致谢“中提到，美国一位学者对温特1987年初次发表的论文所作的评论中指出，“这些论述中没有什么内容深奥到无法用普通语言表达的程度“。我想，这位学者所指的包括对其他学科思想、方法和概念的表述问题。新近出版的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语言十分晦涩，新名词太多，可读性很差，非一般读者所能理解。温特的这本书，总的来看还算如他自己所说的“行文清晰明了“，但是其中大量的有关哲学、社会学的论述，还是颇令我费解的。也许要等今后读了一些相关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后，再回过头去啃他的这本书，我的理解力会更强一些。

（二）

我看过温特以前发表的文章，也读过建构主义学派其他一些学者的著述。我感觉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学说还是个很新的、尚在发展过程中的东西，不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那么成熟。如果要让我对温特的这本书及其建构主义学说进行全面评论的话，那么我肯定是力不从心的。况且，本书的译者秦亚青教授在“译者前言”中已经对温特的建构主义特色、内容及其学术意义，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我在这里，着重谈谈自己对温特关于国际政治变革动力问题论述之认识。

记得在MIT的一个课堂上，一位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授说，如何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的变革，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面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后来，我在阅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原著的时候，脑子里老是想着这个问题，努力寻找已有的理论流派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范式”（dominant paradigm）。现实主义中的流派很多，包括汉斯·摩根索等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和肯尼斯·沃尔兹等人所代表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现实主义学者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他们之间也有很多争论。但是，他们其中很多学者，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在解释国际政治变革的时候，有共同的地方，即从国际体系物质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变迁。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结构主要表现为物质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分布，国际体系中单位（主要是国家）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由于他们的推论是基于无政府状态为国际体系不变的特征这个结论上的，所以他们所说的国际结构的变化主要指的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如两极到多极或者多极到两极的变迁，或出现一个过渡性的单极结构，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特征即无政府状态很难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现实主义者一般认为，国际政治变革的动力是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由于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特征即无政府状态很难发生变化，所以他们所说的变化实际上指的是国际体系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没有解释国际体系本身的变化。由于新现实主义它所说的国际政治结构变化只是物质力量分配的变化，所以温特认为，“这种变化可能影响互动，但是不能影响无政府逻辑”。

温特的建构主义这只“箭”所对准的目标主要是现实主义，尤其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他把观念结构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之中，以对抗新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的物质结构的关注，并解释国际政治的变革。

在温特的建构主义学说里面，最根本的因素是共有知识，或者是共有文化，它属于观念上的东西，建构着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他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它决定着行为体的行为。由于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国际社会也是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用建构主义的逻辑来分析国际政治，象人性、国家利益、无政府状态等等东西，都是社会建构的，不是给定和一成不变的。对于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无政府”状态，他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制造的”，即由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国家构建的。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国际体系是否为“无政府”状态，取决于国家身份的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state identities），即反映了国际体系结构与行为体（agents）之间关系的原则，离开单位层次行为体属性，结构是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是由体系中的成员所构建的。由于成员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国际体系结构也是变化着的。他说，“如果国家与自己认同，那么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无政府“的。如果国家同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认同，那么国际体系结构就是等级制的，如同美国50个州与联邦政府认同使美国的结构为等级制而非无政府状态。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认同，从而使得它们具有集体身份，它们必然相互合作，构建一个非集中的权威体系，即一个‘国际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它即不是等级制的，也不是无政府状态的。”

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对无政府状态的分析更为明确。他在书中强调，无政府状态不是仅有一种的，即“自助的体系”，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着三种结构，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他借鉴英国学者马丁·怀特和英国学派的语言，把这些结构称为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和康德结构。他指出，“只有霍布斯结构是真正的自助体系，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它依此从分析国际政治的变革：“一旦把结构理解为一种文化，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从来没有变化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在国际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生活在霍布斯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中，无政府逻辑就是杀戮或被杀。但是17世界欧洲国家建立了洛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相互承认主权的做法限制了冲突。这种变化最终成为全球文化，虽然在有些地方是通过霍布斯式的殖民主义进程建立的。在20世纪后期，我认为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另一种结构变化，即向着集体安全的康德文化变化。到目前为止，这种变化主要限于西方，即便是在西方，这种变化也是初步的，但是可以说变化确实开始了。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

但是，温特在从观念结构变化解释国际政治变革的同时也指出，观念或文化的变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表明身份和利益是社会建构而成这一事实可以揭示新的变化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建构一旦得以制度化，也可能是强大的惯性。” 他还指出：“人们往往假定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结构的不可变性，理念主义则必然强调结构的可变性。我认为真实的说法应该是现实主义强调可变性，理念主义强调不易变性。共有观念的结构越是深入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对变化产生的阻力就越大，没有一种结构的变化是容易的，但是与现实主义所说的那种共有观念几乎不起作用的文化相比，把国家建构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要强得多。” 这是温特的建构主义学说同其他一些建构主义学说相比，相对温和的表现之一。

温特从观念结构的变化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特别是阐述了无政府状态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变化。这种解释国际政治变革的分析视角，同现实主义关注物质力量结构的角度，有很大的区别。相对来说，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变革的认识比较悲观，而温特的分析比较乐观。如果温特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实主义将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从温特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国家可以改变观念结构，可以在康德文化中相互合作，维持持久和平，而不是永远陷于相互冲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温特的思想具有革命性。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他的理论列入“激进理论”（radical theory）之中。

（三）

如前所述，温特这本书所表述的建构主义思想，包括其对国际政治变革动力的分析，对现实主义尤其是对新现实主义以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但是，读完这部书后我感觉到，温特并没有全盘否定现实主义思想，其建构主义同现实主义有不少相似的东西。

首先，温特这本书主要是挑战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两者题目也很相似。他同沃尔兹一样，都试图创立一种高度简约的理论框架，解释国际政治。只不过他的着眼点是观念结构，而沃尔兹是物质结构。温特和沃尔兹一样，都关注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从这个角度上看，温特和沃尔兹的思路有共同之处。

其次，同现实主义一样，温特认为国家为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归纳出建构主义的3个核心思想，其中第一个就是，国家是国际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他在这部书中也写道：“国际层次上集体反思的可能表明，现实主义的问题不是它的国家中心论。国家体系研究不是从根本上具有反动性质，或是不能导致进步。现实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关于结构的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本体论，而不在于它仅仅考虑国家行为体。如果我们以整体主义，尤其是以理念主义的方式重新概化体系结构，就可以提出建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能导致体系的进化。我们不必仅仅围绕国家来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国家自身和通过国家来展开思考。”

再次，他也承认现实主义核心概念“权力”的重要性，但强调身份使之有意义。他不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物质力量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对此问题，温特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美国对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英国不担心，但对可能拥有一、两件核武器的北朝鲜却怀有忧虑。这是因为，在美国的眼中，英国是朋友，而北朝鲜是“捣乱国家”。温特在这本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再如，温特也承认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温特认为，国家在“有的时候，甚至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利己的。但是他否认国家从本质上说是利己的，强调利己的属性不是给定的。他指出，“要使自我利益的概念具有解释能力，它必须被定义为某一种类型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把利益根植于身份的概念框架之中。简单地说，如果不理解自我，尤其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无法理解自我利益。”

最后，温特也没有完全否定现实主义者的一个论点，即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他写道：“我在一开始就假定国际结构是一个无政府结构，亦即没有中央权威的结构。”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温特强调无政府结构是国家建构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提出无政府状态有3种不同的文化。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虽然温特提出了一种比较新的国际政治研究视角，并且对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进行了批评，但是他没有完全否定现实主义的观点，其建构主义学说同现实主义有相近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温特的建构主义也是对现实主义学说的修正和补充。秦亚青教授在本书前言中指出，现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个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已经有了趋同的倾向。谁能肯定建构主义今后不会与这两个主流学派相互补充、渗透和趋同呢？另外，温特的建构主义注重从文化、身份等观念的角度分析国际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传统理论的回归。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文化和身份的回归”。搞清温特建构主义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学说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四）

我在前面提到，温特的建构主义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所以要对其这本著作作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评价，尚需时日。本人在阅读这本书和温特发表的文章的过程中，常常有对温特的思路和观点拿不准的感觉。我个人感觉，温特对如下几个问题的论述不够清楚（很可能是因为我本人没有理解）：

第一，物质和观念的关系。

温特认为，国家体系结构既包含物质因素，也包含文化或观念因素。一般来说，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因素，而建构主义者强调观念因素。也有的建构主义者认为，共有观念和物质力量同等重要。温特是强调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尽管他不否认物质因素的作用。他的理由是，行为者的行为是基于物质因素的意义，而意义是社会建构的。他举例说，朋友手里的枪同敌人手里的枪之意义是不一样的，敌意是一种社会的而非物质的关系。

但是物质和文化因素二者存在何种关系呢？温特没有论述清楚，只说这种关系“太复杂”。

第二，建构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

从温特的书中可以看出，温特认为理性主义学说（包括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关注的是国际体系和行为体行为（主要是国家）的因果关系，而建构主义关注的是国际体系和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关系。他努力区分建构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区别，如他在书中写道：“我们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应该认识到科学事业需要两种不同的问题，一种是因果问题，另一种是建构问题。因果问题探求的是导致独立存在的结果的前项条件或机制，这就是我们通常提出'为什么某种事情发生了？''一个进程是怎样运作的？'这类问题的时候希望得到的回答。建构问题探求的是使某种事物具有其属性特征或使之具有其因果能力的可能条件，所以，建构问题关系的是观念意义上的必然关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必然关系。这就是当我们提出'X是什么？'这类问题时希望得到的回答。完全理解一种现象要求我们得到对以上两类问题的答案，当然，这两类问题可以分别得到相对独立的回答。”

实际上，在分析具体国际问题的时候，很难区分二者。比如，建构主义者包括温特在解释冷战结束的时候认为，冷战之所以结束，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观念的变化，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苏联为适应国际环境而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因果作用）。我想，冷战之所以结束，大概建构作用和因果作用都有，而且二者的界限应该没有那么清楚。

第三，国内建构与国际建构的关系。

温特在书中指出，“正像人的大部分有意义的属性是由社会关系建构的一样，国际体系中涉及到的有意义的国家属性也是由国家之间的相互社会关系建构的”。也就是说，他强调国家属性主要是由国际建构而成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外生的。温特的建构主义主要是分析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的相互建构关系。同时，他又认为，国家属性不完全是国际建构的结果，也是内部建构的产物。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国家是有意图的团体行为体，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体系决定的。当然，在国内政治中，国家仍然是由社会建构的，不过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建构，相对于国际体系来说，国家是'自行组织'的事实。……认为所有国家身份和利益都是外生的，这种假定是错误的。”

问题在于，国家身份到底有多少是内部建构，多少是外部建构的，很难进行判断。温特似乎只是告诉读者，外部建构比内部建构更重要，仅此而已。

总而言之，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视角，能给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很多启示。它很可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又一部经典著作。这本书的中文版问世，其意义很大。

来源：易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