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熊
崇美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
——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3年4月24日

我想从中美关系谈起今天的话题。因为现在围绕伊拉克事件发生的种种争论的主要背景，还是对于美国应该如何认识，对于中美关系应该如何认识。长久以来，这些都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是民族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战的主战场之一。
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权，美国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多重复杂的含义：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帮助最大，是中国经济产品的主要外部市场之一，自1972年以来，它在与中国战略上相互利用的同时，还对我们发出了理念上（也就是意识形态上）极大的善意，希望我们最终演变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正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的方向，也是有利于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的方向。中国社会自身转型的目标之主要方面，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享有充足人权的生活，最少遭受种种人造枷锁的束缚。在实现这种转型的进程中，美国的政治文明是我们仿效的主要目标，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真诚地向她学习自由民主知识，应该敞开胸怀接纳她善意的理念输入和直言不讳的人权批评。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民族应有的气度。
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超级军事强权，它为自身基本的国家利益而动，又为溢价的、有时候是非分的霸权利益而动。这些为霸权利益而动的行为，有时（比如在台湾海峡地区）就和中国的国家安全发生冲突。自1996年以来，中美之间发生了多次高危摩擦，1999炸大使馆，2001中美撞机，都对中国在战略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令中国人的自尊受到了一定的挫伤。一部分地缘政治的专业研究者认为，这些事件的背后，代表着美国对中国正在增长的实力表示恐惧，它在继续支持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同时，欲在地缘战略上未雨绸缪，运用其强大的军力优势，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规范和限制，希望再度复兴的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一个以服从和依赖为基调的伙伴，不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产生重大挑战。
上述两个方面，就象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
作为一个持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言说者，我认为，中国一部分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理解中美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迷失，他们只愿意看到上述中美关系“硬币”的正面，而拒绝正视“硬币”的反面。美国文明的确存在着众多新颖、积极的内涵，对于一些人的亲美，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些人由亲美进而走向过分的崇美，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待一切事物，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利益不加剥离和区别对待，一概地加以合理化认同；而把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考量，一概地视为专制者的话语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以为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在这个极端上滑得很远，甚至把美国美化为自二战以来一直都是全球道德英雄，连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都代表着正义的一方，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又是多么人道，等等——这种思维，无异于美国的国家主义历史观的中国摹本。虽然，这种思维的出发点，乃是对专制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叙事阻挠全球普适文明的传播深恶痛绝而作出的反拨，其立意可能非常严肃，但这种在中美两国利益的客观分立中，脱离了中国本位，走向美国本位的思维，完全迷失了自我，也偏离了基本的理智。它和它所坚决反对的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思维，恰恰构成了两个偏执的极端，它们都是极权时代崇尚黑白二分法的哲学不自觉的继承者。这两种颇为粗鄙的思维范式，居然在今日中国大陆都拥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不能不令人惊异。如果说，前几年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么在这次伊拉克事件中则是过分的崇美主义盛行一时，它增添了本来处于愚民统治和民族主义误导下的民众对来自西方的政治文明的疑虑，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思想界亟需矫正的一种偏差。
对于民族主义，我同样地持坚决的拒斥态度，主要理由如下：1，民族主义以集体目标和集体利益为归宿，必然要以压倒和破坏正当的个人权益为代价。2，民族主义把国家和民族过于神圣化，而在全球时代相互依存状态下，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已跃出国界进入对方腹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必然要让渡部分主权给予国际社会，人权要高于主权。3，民族主义的泛滥将诱导众多的非主体民族谋求民族自决权，这将破坏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内地理依存，诱发高危的民族冲突。
我要着重强调，地缘政治理论不是民族主义，它基本上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操作理性。我曾经提出，我们应该在向英美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注意引进地缘政治等辅助性的操作理性，把英美主流的“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国家哲学，改造为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国家哲学——其内容大致包括：在建立一个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的自由国家的基础上，发展强大的、原创的文明，用实力、信用和仁爱去支持世界和平，去推动人道、程序化的国际规则的建立。这样经过自由主义改造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建立在“相互依存”和“公民国家”等基本理念基础上，它强调人权与主权的同构、外交和内政的联动。它谋求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战略博弈，实现人民和国家的最佳权益，而不是无边地追逐国家的最大利益。
我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能够在进行理念演绎的同时加大对操作研究的投入，能够摆脱传统士大夫的清议习气，至少对于操作研究给予相当的尊重。自由主义只有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中，才能实现本土繁殖和思想原创。如果研究的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时，在重视自由、人权等首要价值因素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变量的实际影响。学术有分工，同在每一个专业一样，在相关领域，给予地缘政治专业人士的审慎意见以相当的重视是必要的，不能重犯“用意识形态压倒一切实际考量”的错误。
具体到伊拉克事件中来，“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将使我们能够正视事件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的因素。
我想说，萨达姆倒台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个专制暴君和战争狂人的完蛋乃是伊拉克人民的一大福音，我想绝大多数人对此没有疑问。
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具有多重目标，其军事行动本身及其后果，对于今日世界来说具有多重含意。单单从对伊拉克人民的影响来看，它基本上一个正面的个案。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对美国的多重目标的后果如何进行综合评估，仅仅从一个国家人民的利益来看问题是不够的，好比中国的一个邻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土耳其式的军事盟友，或者古巴成为中国的一个军事盟友，这个小国都可以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但都将给大国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需要综合评估各种复杂的变量。
人们思考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案，而是包含多重个案在内的整个世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游戏规则。正如一个村子里有一个流氓，对所有人都造成了伤害，后来被一个强人给杀掉了，大多数村民都感到高兴。但问题在于，这样不通过公共司法机关，不通过正式的司法程序来铲除邪恶，甚至有些惩罚过当，符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
许多赞成美国的战争行为的，相信的是一种实质正义论，这是一种梁山泊好汉式的道德。它应该属于中世纪，而不是今日崇尚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相互磨合的文明时代。有人说联合国软弱无能，言而不行，根本无从谈论什么程序正义。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法国在最后已经做出了退让，给一个月时间，姑且不管法国这样做是否丧失原则，但它的确是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的一大契机，却被布什政府轻率地拒绝了。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超级鹰派对国际社会的漠视，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明显。
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是明显地缺乏充足理由的。我赞成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但是它在实践中需要有高度的约束。伊拉克是否正在发生大规模种族灭绝事件需要立即制止？我也赞成主动出击的预防性自卫战争，但是它需要有充足的法律证据，萨达姆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拒绝交出？或者伊拉克和本拉登真的进行了勾结？或者美国近年遭受的炭疽菌袭击，和美国当年卖给伊拉克用以对付伊朗的炭疽菌苗，是同一品种？这些都需要事先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有国际社会加以验证。有了这些，主动出击的预防性自卫战争才具有合法性。
然而美国却没有拿出证据。它在战前施压的理由是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一当发动战争，就声称是为了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的确，按照美国今日的战略思想，认为专制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伊拉克人民摆脱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仅是美国众多的目标中的一种，其最直接的主导性的目标，还是防止一个与美国结下了血海深仇的政权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对美国实施911式的报复，其次，美国是否还想在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培植一个长期亲美的政权，甚至使之成为土耳其式的军事盟友，还是一个有待于观察的事态，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在伊拉克对于德、法、中、俄持排挤态度，如果这种可能被证实为真的话，将严重有违于上述大国的利益。所以，美国的战争意图明显是多重的，一些欢呼民主消灭专制的人士，单单挑出其中之一的目标“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作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见证。显然是把复杂事物给简单化，在运用“意图伦理”来遮盖美国在“责任伦理”上的巨大阙失。当初，伊拉克危机还远远没有发展到需要战争的地步，兵者大事，岂可轻动，欢呼正义战争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看到非洲刚果最近刚刚发生1000多人的屠杀，据一个美国救援组织称，在最近22个月中，有230多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不仅按照民主解放专制，而且按照“人权高于主权”的信念，美国都应该领导联合国出面给予军事干预，在当今这种状态下，世界各国会不参与么？可是美国好象没有看见，这样并不是说法德中俄都做的比美国好，他们都没有采取大的动作。所以，用意图伦理去美化美国，是不能成立的。
美国是自私的，并不是说法德中俄就不是在为自己打算。这本来应该是一场在首先在国际舞台进行大国博弈的游戏。战争乃是以最强者对次强者的排挤而告结束。但法德中俄对美国没有提供充足理由就想获得联合国的战争授权给予阻挠，仍然具有重大的新意。这涉及的是对于超级强权的国际制衡问题。
英国自13世纪以来通过多次战争和流血，创造出了代议制民主。这一探索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在代议制民主的具体操作背后，站立着的是关于对权力实施制衡的伟大思想，它的哲学前提，是不盲目相信人的善意，而毋宁假定一切权力都具有滥用和谋取私利的倾向，只有从操作体制上加以程序化的制衡，才能使权力体系走向规范和文明。这一伟大的哲学是支撑今日文明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它不仅适用于对政府权力的议会式制衡，还适用于众多的、几乎一切权力存在的场合。在国际关系上，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权，存在着肆意使用它的军事暴力的倾向，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对它的行政系统对外使用武力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那往往发生在美国军人出现大规模伤亡之后，在此之前，美国的民族自私往往遮盖了良心发现。同时，在军事强力机构内，还存在着一些民意、甚至文官系统都扫不到的死角，比如重大的阴谋，比如驻南韩美军轧死两个女学生，被军队绕了几个弯子后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也是严重违反美国的法制精神的，难道美国总统就愿意这样因为公开违反法制而破坏重要的战略关系么。所以，权力天然具有作恶的倾向，只要制衡的机制没有建立，它就会肆无忌惮。
除了以往的实力制衡，这次法德中俄在联合国展开了程序制衡的尝试，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的，它开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现在是用来约束美国，但将来会用在一切挑战程序的国家身上。正是由于领头的是标准的西方民主国家，所以这次程序制衡的尝试能够撇开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如果用新的意识形态把这一切的积极意义给抹杀掉，无异于用一个万能的既定答案做僵化的教条，去阉割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新生活。
二战中，英美为了在即将召开的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上取得对未来欧洲更大的发言权，便炫耀空军的优势，向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发起大规模的空袭，三日内炸死平民20万以上，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痛心地自问：我们是不是野兽？我们是不是太过份了？丘吉尔是了不起的，他还能够反省。911以后，连克林顿都说，过去美国造劣太多，而受到了报应。这同样是一种了不起的反省。
民主社会的弹性更大，霸权走不远，过分后必然反弹。今日全球社会起而反对单边主义，是可以加强美国国内反对者的声音的，在一定的时机它可能会被政治反对派视为给打压对手的机会，通过多元民主的游戏规则接纳国际民意，这就是全球反战运动的意义之一。民主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一些外部压力逼它变得文明一些的。
对于一些眼里只有“民主”的人士来说，回归常识理性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就是常识理性。在绝对正确的自由民主之上，还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流血的战争是令人哀悯的，一个没有充足理由的战争更是不值得欢呼的。911炸死的美国人是人，在伊拉克，美国飞机炸死的平民、机枪扫射的汽车上的7名妇女和儿童、游行示威中被打死的十几个民众，都一样是人。在上帝、真主和大自然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
我理解许多人为战争喝彩，目的是为了反讽内部。想一想吧：1980年代的人们不敢直接向专制开战，只好假借反传统文化来反专制。 现在的人拼命地用反伊拉克的萨达姆，来反国内的专制。我很不欣赏这种扭曲战术。这种文化权术主义诡而不正，总是用一种所谓的主要目标遮蔽了丰富的多元价值。我欣赏人间直道。
我们也不必那么脆弱，一对美国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就担心干扰了向美国学习自由民主的大局，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干扰了国内反专制的大局，这种过分紧张的思维让我们想起了什么？我们应该建立健全的心智，我们有能力把握复杂的事物。自由主义要成为温和的成熟的经得起风吹浪打的自由主义。
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我的理想主义成分在于强调人道主义优先，在国际关系上希望有一个“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思想联盟。我以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和他的老师自由民主的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两个刺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软体动物和一个刺猬之间的关系。惟有具有并立的实力，才能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