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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政治取向论析
關信基/劉兆佳
中國文化不利於民主發展嗎？這個問題不容易解答。中國文化的含義豐富，到底是那些內容產生甚麼作用？至於民主發展的意涵也不簡單。當代民主化理論主張分清「建立」、「鞏固」與「擴展」等方面，因為不同的過程牽涉不同的規律，不能混為一談。大體上：現代化理論較為傾向於民主建立的論述，而文化理論則較為注重民主鞏固的問題。前者認為工業化、都市化、教育普及、經濟成長等力量會帶來社會結構和規範的巨變，其中尤其是社會多元化和中產階級的興起，最終會促成民主制度的建立；後者主張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需要有相對應的文化才可能順利運作。
「中國文化不利於民主發展」這命題的正誤涉及文化（主觀思想）、社經變遷（環境條件）、現行政治制度（權力的遊戲規則）和政治領導（制度選擇與運用）之間的複雜關係。理清這些關係實在超越本文的能力。這裡只能就較為具體的問題，亦即中國傳統政治取向對政治參與的影響提供一些觀察，希望有助於探討文化與民主的關係。
一 點 題
我們的基本假設是中國的傳統政治取向對政治參與有消極的影響。換言之，傳統政治取向被視為因素、政治參與是結果，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還有很多，其中較重要者包括政治制度、社經現代化等等，我們都得在推論過程中控制清楚。
有關傳統政治取向和政治參與的數據來自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調查，樣本是根據成年人口隨機抽樣建立起來的。樣本有效總數分別是3,360人、1,402人和892人。調查是分別在1993年（台灣與香港）和1994年（大陸）進行的，方式是面對面的訪談。
我們的推論基礎是三地的比較。三地的文化傳統基本上應當是一致的，但是它們在社會經濟的現代化程度和政治制度方面有顯著差異。因此，在比較的基礎上進行政治取向與政治行為之間的相關分析（Correlational
analysis）應可分辨傳統、現代化和制度的個別效果。
然而，我們的推論結果並不足以證明「中國文化不利於民主發展」這命題的正確與否。因為傳統政治取向只是政治文化中的一個環節，而政治文化也不能等同於文化。雖然我們認為提出這個命題的人多半是暗指傳統的政治文化，或稱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傳統，對民主發展不利。
另一方面，政治參與也不能等同民主發展，雖然我們可以指定政治參與這一個概念涵蓋民主的兩個主要角度，亦即參與和競爭。例如，把政治參與的研究聚焦到競爭性，甚至反對性參與的現象，便能一針見血地捕捉了民主精神。然而民主發展不僅僅是參與制度與行為方面的發展，還牽涉到法治精神和多種自由制度的發展。因為後者的落後，前者也不可能健全。
基於上述的限制，我們的分析結果就像瞎子摸象一樣，不一定摸到全貌。但願這些區區貢獻，能引發更多的研究與討論。
二 傳統政治取向的意義與測量
中國的傳統政治取向的基本內容是「道德國家」。這個源於亂世的大傳統有著極強烈的秩序關懷，例如務求在五倫之中，各安其份以達致和諧。差序結構帶來專制獨裁的傾向，最後有賴倫理教化的制約。一切倫理教化從個人的修養做起，推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國者不求以力壓人，乃求以德服人。君子似風、小人如草，為官者就像家裡的長者一樣，立道德榜樣，愛民如子。這種國家觀念是為道德國家，與以經濟發展為己任的國家、現代獨裁國家，或民主國家都相去甚遠。
以上博大精深的傳統思想是否仍然存在於中國人心中？這是一個很難測量的問題。問卷調查方法要求把複雜的觀念化為一般人能了解的陳述。具體的陳述永遠表達不了豐富的理論，甚至有以偏蓋全的風險。因此，一個思想概念應當盡量用很多表達不同意義的陳述來代表。問題是調查訪問時間有限（尤其是在像香港這樣生活繁忙的大都市），而且陳述問句的數目越多，調查的邊際效益亦累減。基於上述考慮，我們選擇了九個陳述句來代表中國的傳統政治取向，在田野調查時詢問被訪者是否同意或不同意。
這些陳述句都在表1中詳細列明，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把它們簡稱為：（1）「道德政府」、（2）「道德領袖」、（3）「道德自主」、（4）「國家優於個人」、（5）「我為國家」、（6）「精英主義」、（7）「家長主義」、（8）「穩定優於多元」、（9）「穩定優於民主」。
第8句和第9句表達的是傳統觀念中的秩序情結。嚴格來說，這是秩序情結的現代版本，因為多元和民主的概念在大傳統思維中縱然存在也是無關宏旨的。第6句和第7句表達的主要是差序結構的非道德倫理部分。勉強地說，第6句也許可以和「君子之德如風」之類的想法扯上關係。而第7句也許可以把中國傳統上把國事家化的傾向。第4句和第5句是集體主義與集體認同的測量。由於傳統思想中的集體軸心定在家，而不在國，所以這兩句把軸心定在國家這個概念上是有問題的。不過我們的演繹既然是政治取向，亦即政治文化，而非較廣義的文化，這兩句的提法是可以接受的。至於頭1、2和3句正是道德國家的扼要陳述，當然，「道德自主」是道德國家的反意語。
三 政治參與的意義與測量
任何市民企圖影響政府行為的活動都屬於政治參與。這是非常廣泛的說法，和西方政治學的主流看法有幾點重要的區別。
西方有關政治參與的主流研究重點在選舉及與選舉有關的行為，例如競選、助選活動。本文並不注重任何特定的參與模式。其次，西方的研究多數局限於合法的參與方面，而我們並不管行為是否違法，例如示威抗議可能是在非法情況下進行的，我們也納入研究範圍。最後，西方學者大多只對企圖影響「決策」的行為感興趣，而我們則包括企圖影響「政策執行」的行為。
這些差異的原因在於西方學者研究的多數是成熟民主國家中的政治參與，亦即民主參與。而我們則對非民主或正在民主化的地方的政治參與更感興趣。民主參與的研究視民主制度為當然，公民的參與，尤其是對決策的參與，要求足夠的制度供應，例如選舉、創制、公決等制度。因此無需進行非法活動，無需進行在民主理論中較為次要的、企圖影響政策執行的活動。我們關心的是民主化中的華人地區和希望會民主化的大陸。這是過渡政治的研究，民主參與的制度不能視為當然，甚至縱然已經引進選舉制度，但是參與平等的原則尚未貫徹（如香港），或者由於制度的地域或事務或運作上的局限，有可能流於形式（如大陸鄉村）。換言之，在普遍情況下，市民有必要利用任何機會，突破官民之間的差序結構，以捍衛自己的利益。這類活動，不能不當作政治參與，而且在民主化理論的研究至為重要。
根據上述理論精神，我們選擇了七種行為作為研究對象。它們可以透過統計學上的因子分析歸類為「投票」、「競選」、「請願」、「用關係」、「找對手出頭」和「抗議」六大參與模式。限於篇幅，本文不能一一解釋。然而，「找對手出頭」這一類參與模式有必要說明一下。這裡包括八種活動，其中除了「到領導家去軟磨硬泡」之外，都涉及找可能與政府抗衡的人或制度出頭的意思。其中火藥味較濃的有「找反對黨幫忙」和「到法院告狀去」兩種。至於「找政治組織」、「民意代表（議員）」或「工會／農會」表達意見等三類活動也許並不一定有與政府對抗的味道。「寫信到報紙去投訴」及「向投訴信訪機關投訴（檢舉）」則處於以上兩極之中間。
四 兩岸三地的政治參與比較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三個華人地區的政治參與頻率。表2清楚地顯示出三地的參與模式的異同。
首先，投票是所有六種參與模式中最重要的，三地都一樣。但是，三地的差異才是最有趣的。對台灣而言，政治參與的特色全都集中到投票及與競選有關的活動上，其參與頻率之高應當有資格問鼎世界冠軍。我們相信原因是制度方面的。這是台灣民主化階段中的第二屆立法院選舉，新鮮的激情推動著參與活動。相比之下，香港第一屆立法局的直選只錄得約30%的參與率，可以說是冷清萬分。這只怪香港的民主化有「和稀泥」的特徵。要知道立法會60個席位當中，只有18席是經由地區普選產生。這樣的選舉制度安排對政府組成和公共政策都不產生影響，理性的選民當然不會出來投票。大陸地區居民的投票及與競選有關的活動的參與頻率都比香港高，除了因為大陸的有關尺度包含兩層的選舉之外，也跟制度安排存在動員成份有關，這方面在後面還會談到。
就差異而言，大陸民眾政治參與以請願和用關係兩種模式為主，其中請願最為突出，約42%的被訪者都參與過這種活動。請願和用關係都是比較傳統的政治參與模式。在民主參與制度不健全和傳統政治取向充斥的條件下，這些傳統參與模式的流行是可以了解的。不過由於篇幅關係，我們並不打算在本文報告有關的實證分析。
最後，香港市民的政治參與特徵在於沒有單一突出的模式。請願、找對手出頭和抗議的出現頻率都差不多。有意義的是和其他兩個地區比較後，可以發現香港人喜歡對抗式的政治參與。在選舉制度不健全但自由制度有基礎的環境下，抗議應當是政治參與的合理出路。
五 三地的傳統政治取向
在研究設計之初，我們估計香港因為受社會經濟現代化以及教育西化的影響甚深，因此政治取向應當最不傳統。至於台灣，由於國民黨長期維持專制統治以及儒家傳統價值，其政治取向應當是最傳統的。大陸地區因為有革命在先，以及社會主義教育在後，估計傳統的政治取向較難有生存空間。這些假設的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從表1看出來。結果是：大陸人民最傳統，香港人最現代，台灣人居中。大陸地區在道德國家觀的許多具體問題方面的取向達到了共識的程度，其強度約為香港的三到四倍。這是本研究的一項重要發現。顯然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教育並沒有發揮破舊立新的功用，傳統的道德國家文化只是穿上了一襲共產主義的外衣。
比較而言，香港人的現代性大概也源於他們獨特的政治經驗。他們比較個人主義取向，受不了道德政府、道德領袖、家長主義這一套的說法。這也難怪，殖民地政府、英國派來的高官到底都是外族統治，那怕施政多麼英明和有效率，最後還不可能得到道德的認可。
至於台灣，正是政治變遷使公民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在民主化的巨浪下，精英主義難有市場，國家的重新定位帶來個人主義與集體認同的緊張，大約一半的人認同道德政府和道德領袖的信念也許是轉變期中方向迷惑的反應。
最後，不要忽略三地唯一相同的信念。細察表1最底下的有關秩序情結與民主化關係的態度取向，三地的數值是所有取向數值中差異最小的。這說明民主的一般性價值已經深入中國人的心，只有1/4到1/3的被訪者會為了穩定而贊成犧牲民主發展。民主得不到發展，不能怪到人民的頭上來！
六 政治取向的社會經濟基礎
兩岸三地在中國傳統價值取向方面的顯著差異，正好說明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任何一種現行文化都可以找到傳統的影子，也受到新經驗的洗禮。上一節，我們不時透過三地的比較來尋找有關制度經驗上的差異作用。在這一節，我們可以透過問卷調查取得的數據對社經現代化的作用作較為實證的分析。結果可見表3。在這兒，我們把政治取向分成三大類型：現代取向、過渡取向和傳統取向。然後拿它們和代表社經現代化的變量，例如教育、年齡、居住地、職業和性別進行卡方系數的相關分析。
表3的要害信息是社會經濟現代化會消滅傳統價值取向。那些屬於傳統型的人傾向是教育程度低、年紀大、住在農村、非白領工作的人。現代化力量在香港尤其重要。在這地方，教育與政治取向的相關系數
-.566是大陸地區的三倍、台灣地區的兩倍半。而職業方面，香港方面的相關強度是大陸的兩倍、台灣的兩倍半。
七 傳統政治取向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中國傳統政治取向是否對三地的政治參與有壓抑的作用。這個假設的求證可以分兩步來進行。首先，我們只看這兩個現象之間有沒有關係。其次，我們會控制教育（代表現代化的作用）看原先的關係會否發生變化。分析結果可以參考表4最後一列的數字。其中括弧中的數字是部分相關系數（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亦即控制了教育程度的影響之後，還剩下來的傳統政治取向和政治參與的關係。
首先單獨看來，傳統政治取向對政治參與是有影響的，但是不大。表4中有關傳統政治取向的Pearson's
r 值，除了香港之外，都是非常微弱，而且統計顯著度也不強。可見傳統政治取向在現代化最高的香港更能發揮壓抑政治參與的作用。奇怪的是，傳統政治取向在最傳統的大陸居然能促進政治參與。這個矛盾我們將在後面再交代。
其次，控制了教育的影響後，情況是否不一樣？答案是絕對肯定的。參考括弧中的部分相關系數在香港和台灣，傳統政治取向本來對政治參與有負面影響的，考慮了教育的因素之後，這個影響完全消失了。這表示社經現代化（以教育程度為代表）在發揮作用。依然奇怪的是，在大陸，不管人們的教育程度高低，傳統政治取向都有助於政治參與，這個結以後再解。
表4除了列出所有與傳統政治取向有關的數值外，還提供了其他可能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方便我們辨認兩岸三地的異同。相同的方面是教育與政治興趣都促進政治參與，而且興趣是最有效的（包括控制了教育之後）。不同之處是：第一，黨員身份只有在大陸有顯著動員政治參與的作用，在其他兩地並不顯著。第二，只有在台灣，職業（是否白領）可以解釋政治參與頻率的差異。第三，社會參與，亦即市民是否參加社會組織，對台灣和香港民眾的政治參與有正面影響。更有意思的是，社會參與的作用在台灣並不因教育程度的高低而減弱。第四，香港的特色在於混雜，影響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是多樣的，除了和其他兩地共通的教育和政治興趣以外，還包括政治能力感、傳媒使用和社會參與。
八 傳統政治取向與制度動員
上面提到一個理論與實證的矛盾。理論上，傳統政治取向應當不利於政治參與。但實證的結果是，在大陸，傳統取向高的人其政治參與的頻率也高，而且這個關係絲毫不因教育程度的差異而變化，也就是說傳統政治取向對政治參與有獨立的影響，不受現代化的干擾。為甚麼？要解答這個疑團，要從制度和政治參與模式入手。
我們在上面提過六種政治參與的模式。現在需要說明的是，不同模式牽涉不同的難易程度、不同的資源需要，甚至不同的政治風險。例如投票是比較不花時間和其他資源而且政治風險較低的行為，相反地，抗議需要付出更大的資源代價和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所以，我們可以假設，由於政治參與模式的不同，各種影響參與的因素的效能也不同。
再者，我們相信制度安排差異會影響政治參與。制度是一種誘因結構和規範結構，既可以剝奪某種參與途徑，也可能提供某種參與機會，甚至有時候透過規範（公民責任）或賞罰（強制投票）來動員人的政治參與。我們假設，正是具有傳統政治取向的人較容易被政治制度動員。
首先讓我們看看，政治參與模式不同時，傳統政治取向是否不一樣。表5的分析結果是最清楚不過了。在控制了教育的影響之後，投票、競選有關活動和請願等參與行為，和傳統政治取向有正面關係；使用關係找對手出頭和抗議等參與行為，則和傳統政治取向無關。引伸而言，傳統政治取向和整體政治參與的正關係主要是被頭三種參與模式、尤其是競選有關的活動所決定了的。
可是，為甚麼傳統政治取向會對像投票和競選這些現代參與模式有促進的作用？我們的假設是因為制度動員。可惜的是，我們在設計研究時，未能預計到這些制度對不同參與模式尤其是有關競選活動方面的動員作用。因此我們事後不能進行因應的分析。可幸的是，我們針對投票參與的原因包含了「無法選擇，上級要我去投票」的選擇答案。我們可以根據這一題的回答值，把大陸的選民分成自發投票者和動員投票者兩類，然後再論證傳統政治取向是否對這兩種選民有不同的作用。分析結果（請參考表6）是具有傳統政治取向的選民比較傾向被動員出來投票，而具有非傳統政治取向（亦即取向尺度值得零分或以下人）的選民是比較多屬於自發投票者。
九 實證總結
上述實證分析可以簡單總結為五點。
第一，就政治取向而言，大陸人最傳統，香港人最現代，台灣人居中間位置。
第二，單獨說來，中國傳統政治取向對香港和台灣兩地的整體政治參與有消極影響。
第三，但是控制了現代化（以教育程度為指摽）的影響以後，上述影響在兩地完全消失。可見現代化力量對政治參與（引伸而言對政治發展）的重要性。
第四，和台灣、香港兩地截然不同的是，中國傳統政治取向對大陸人民的政治參與有積極作用，而且絲毫不受現代化力量的干擾。
第五，這個違反有關理論假設的大陸現象可以透過制度動員來解釋。大陸當年還是一個動員政體（movement/mobilization
regime），特定的制度安排可以動員群眾從事特定的行為，例如投票。而這種動員作用對持有傳統政治取向的人比較有效。
十 理論引伸
中國文化是不是不利於民主發展？我們可以根據上文分析結果作以下的推測。中國傳統政治取向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大抵也是內容上與民主最不相容的一系。政治參與是民主發展必需處理的一個環節，尤其是競爭式、反對性的參與。我們既然已經發現，傳統政治取向縱然不利於政治參與的提昇，但其作用有限，而且隨現代化而消失，正如香港和台灣的情況所顯示的一樣。因此我們不得不質疑「中國文化不利於民主發展」這樣的一個命題。何況文化同源的台灣，不是建立起民主制度，剛剛經歷過和平的政府交替，進入民主鞏固時期嗎？
更重要的是，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因為隨著政制的改革、新經驗的累積，文化內涵會發生變化。德國的民主化經驗，最能發人深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威瑪共和建立了新的民主制度，它的崩潰被認為是軍國主義的文化土壤上結不出民主果子的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德在盟軍的強制下恢復了民主制度，即所謂波昂共和，東德在蘇聯的扶植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西方的學者一直擔心波昂共和會步威瑪共和的後塵。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比較政治文化研究也發現西德人欠缺公民文化，有可能危及民主穩定。但是到了70年代中葉，新的比較政治文化研究重訪舊話，竟發現西德人的公民文化已經和英美人並駕齊驅，首次證實民主制度的發展足以改變不民主的傳統文化。更有趣的是，東西德統一後，兩地政治文化研究發現，東西德人由於過去政治生活的差異，經歷的制度不同，所以對民主的了解有顯著的不同。前者較著重以自由權利為基礎的民主，而後者較看重以社會權利為主的民主。這項研究又一次證明東西德人雖然文化同源，但是制度差異可以影響文化的發展軌跡。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把原先的命題倒過來問：民主發展是不是不利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維持，而有助於新文化的開拓？
答案之一就在於制度的革新和政治領袖的膽識。我們上文提過中國傳統政治取向可以被制度利用，成為有利於某種動員式政治參與的工具。同樣地，有膽識的政治領導也可以設置新的制度來改變市民的思想與行為。我們上文也提過兩岸三地人民都已經接受了民主的觀念，不認為應當為了穩定而不去追求民主發展。顯然地，民主發展的責任不在於人民的政治文化不夠成熟，而在政治領袖對權力、利益的迷戀。有遠見、有膽識的領袖應當改革教育制度讓我們的後代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改革大眾傳播制度使訊息得以自由流動，改革政黨制度，讓人才從公平競爭中成長，改革選舉制度，讓人民真正可以當家作主。
關信基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講座教授
劉兆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资料来源：学术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