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兹的生态政治学
转自学术中国
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生态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生态政治学的产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空前突显的大背景下，由绿色生态运动引发的一种社会思潮。在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生态政治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政治学的后起之秀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把生态学、生态危机、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把生态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分析当代生态运动和新科技革命所蕴涵的政治潜力，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阐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形成了生态政治学理论。
高兹从全球视角看待生态问题，主张生态学只有与政治学结合起来，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才有实践意义，否则，生态学只能是一门抽象的纯理论科学。同样，政治学也只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生态学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政治学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而生态学只有与政治学结合才能对社会、人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高兹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现象，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逻辑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构想，试图通过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彻底解放。
一、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
高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生产力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将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不可能滋生出社会主义”。但他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合理性。在高兹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内容并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越发显示出其现实意义。高兹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求和工作程度时，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文化范畴。……更多并不就是更好”。①
高兹赞扬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原则与“计算与核算”、效率至上、越多越好的原则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认为经济理性的突出特征是计算。“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从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开始，经济理性就开始启动了。……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顾及兴趣和爱好”。②
他认为，“在经济理性下，生产必然仅仅被商品交换所支配”，“经济理性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危害性的分析对当代人有警示作用，马克思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一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二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使劳动者失去了人性。“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后果……劳动不再是创造性的……劳动者失去了人性”。③
高兹把马克思所设计的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理解为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连接，使“更少”与“更好”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当人们发现更多未必更好，发现赚得越多，消费得越多未必是更好的生活，发现还有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时，也就脱离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可以量化，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④
他还认为，马克思把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劳动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思路无懈可击，“超越经济理性不仅意味着让闲暇时间压倒劳动时间，而且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自主性的行为”。高兹指出，当今人类要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从马克思关于克服经济理性的论述中获得启示。
高兹认为，惟一能让人透过表面现象看清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仅仅是使资本本身增值”，“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没有变，其作为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对立面的属性就不会变”，“利润的逻辑与人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高兹着重阐述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互冲突的，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相互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互协调，确保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自己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而是花费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⑤“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产也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过度积累的危机被再生产危机加剧，再生产危机最终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⑥
他提醒人们不要被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重视环保工作所迷惑，除了要看到这是不得已的之外，更要看到这些企业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利可图，资本主义发展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像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遵从同样的赢利规则，“资本家即使从事环保工作，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⑦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将环保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寻求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甚至发展高赢利的生态商业，采取不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来生产可循环的工业产品，但从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扩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范围，使资本增值，却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向，甚至会带来生态技术的法西斯主义，加剧不平等，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高兹关于资本主义正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益的警告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本国的生态危机，但对落后国家的生态掠夺从未停止，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面前，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牺牲本国的环境和资源，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高兹看到“对每个人都一样好的东西没有价值，你必须有着若干东西好于他人才能受到尊敬”，“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⑧
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价值观念，不断制造出新的需求，维护不平等，控制人民。“经济增长是被不平等制度刺激起来的综合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被不平等所拉动的，资本主义无休止地制造稀缺，“资本主义使未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超过它所能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借助于经济增长满足了一部分需求，与此同时它又在制造新的需求，而且前者的速度永远低于后者。高兹正确地提出要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树立“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对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在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会是贫穷的”，“宁愿过较多快乐和较少富裕的生活，也不要过较多富裕和较少快乐的生活”等新观念。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产和出卖自己并非绝对需要的东西上，如化妆品、保健品、电子玩具、私人小汽车、带私人游泳池的豪宅等，他主张限制那些不必要的消费，以换来更多的自主活动的空间，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并给人以启发。但是，高兹把快乐与富裕对立起来，否定富裕的物质是快乐的基础，认为消除了特权等于消除了贫困，则是片面的。
高兹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生态非理性的角度来阐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出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矛盾。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其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而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生态理性无法取代经济理性，生态运动要健康发展必须冲破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选择性的、片面的理性，即工业化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⑨
生态理性是人们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对比，意识到人的活动应有一个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从而避免生态恶化危及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则更少的社会，动机是生态保护，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人类劳动交换关系体现的经济理性无法兼顾更高层面的生态平衡，“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判然有别。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反之，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资本的增值，结果是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整个经济领域浪费的日益加剧。从生态观点来看是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而用经济眼光来看则是增长。……从生态观点来看是节俭的措施，用经济眼光来看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未能充分利用资源”。⑩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与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最大化，以尽可能高的利润、最大化的效率生产尽可能多的物品，进行最大量的销售。这种经济效率最大化在总体上区别于资源保护的生态最大化，在个别企业水平上对生产率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增加经济总量的浪费，要求消费的最大化，从而促进企业之间的互相竞争，加快产品的更新，以满足扩大化了的消费，表现为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
二、先进的社会主义要求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
高兹承认经济理性的必要性，又要求限制它的作用范围，主张“从一个以唯生产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时间解放了的社会转折，在这一社会中文化被赋予比经济更大的重要性”，(11)
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在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生态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使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协调起来，它将继续坚持经济效率，但要尽可能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社会的生态理性，在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理性的目标，用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生产出较高使用价值的产品(如实用的和不易损坏的物品、易于修理并可长期使用的机器、长期不会过时的服饰等)。当人们都享用广泛的集体共有的服务设施时，对易损坏的、昂贵的和浪费能源的物品的需求将会消失。高兹认为，社会主义能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统一起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异化劳动相联系，最终会走向它的反面，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合理。为此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以生态原则为规范和指导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缩小被资本主义经济控制的范围，增加不为经济服务的投资，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动和通过自我约束来减少消费，改善生活质量。“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高兹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政治学的关系，阐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并指出了生态重建与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高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危机和前途。高兹指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相对的、部分的长处是它的多样性和改造、质疑自己的能力，但资本主义也不断产生新的冲突，没有给社会带来方向和希望，必须进行生态重建，生态重建要求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他指出，在工业化经济条件下，一个前现代类型的一元化的公有社会是不可能的，这种忽视个人、否定商品关系和市场前提并善于“计划”的社会既有前现代社会的缺点，又有工业资本主义的毛病，但又不具备二者的长处。前苏联社会主义奉行的也是经济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只要受制于经济理性，不管是用计划还是用市场进行调节，都不会产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存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把社会当做一架集中化的工业机器，要人们面对这架机器的命令。人们的生活被完全理性化，即被官僚—工业的强大机器有组织地功能化。倘若对抗这种功能化……则被谴责为小资产阶级和低级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否定”。(12)
高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扩展到自主的人的活动领域，增强个体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新的理性的生态现代化、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从新的生产目的出发，实现整个生产方式的更新，在生态理性的基础上保证经济理性，从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出发，杜绝经济总体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劳动的异化。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把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合二为一，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减少经济理性和商业交换适用的范围，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用更少的劳动时间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扩展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使自由基于自我约束、节俭、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未来社会主义使劳动成为自主的行为，“超越经济理性之日，也是社会主义实现之时”。未来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超越信奉“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真正追求生活意义。“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体现了对自我确定的目的的自由追求”，“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是由从事劳动的人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所要达到的是从事劳动的个人的目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获得的权利是劳动的权利”。未来的社会主义追求适可而止的消费，充满着平等，“社会主义社会重建更少与更好之间的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将奉行够了就行和知足而乐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将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90年代社会主义的挫折之后，高兹特别关注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从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社会理性三个方面理解社会主义。在当代全球性问题突显的大背景下，高兹的生态政治学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检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坚持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以人类尺度解决生态危机，实现自然与人相互制约和渗透的完整统一，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应打破这一逻辑，代之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建构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是高兹的生态政治学的两个基本方面。高兹指出，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出路是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使不可再生能源变为可再生能源。高兹认为，生态危机既可以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解决，又可以按照独裁资本主义方向解决，关键在于使用哪种能源技术。利用何种能源，不仅涉及生态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问题。高兹把现代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资本主义逻辑为标志的高度集中的核技术，它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有利于对人民和自然的控制，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隐藏着巨大的安全危机(如雇员的破坏，偷窃放射性原料，恐怖主义袭击等)，不可能有最起码的自治；另一种是后工业社会的权力分散的技术，建立在个人之间以及与自然的合作上，尊重人和自然的规律，利用日光、潮汐、风力等可再生能源，服从于大众的控制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民主和潜在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因此，人们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建立在独裁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另一种是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促进了个人自主以及与自然的协调。(13)
高兹选择的是后者，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主张后工业社会在生态上应是健康发展的。高兹区分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能源，主张尽量使用前者，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把核技术等同于独裁，把应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等同于民主，又有其片面性。
“后工业社会主义”是高兹借用后工业社会和生态学理论而提出的一种后工业社会革命理论或乌托邦共产主义方案。他认为，为了避免生态灾难，必须停止经济增长，节俭地使用和再循环使用自然资源，建立自由的大众运输体系，使人们能迅速地到任何地方去，减少由大量生产私人汽车而引起的空气污染，建立一种以民主的技术为基础，能够全面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综合症，促进个人自主以及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社会。这种新社会是一个“双元社会”，即保持中央—地方、自主—他主和自由—必然的二重性，把社会分为个人自主领域和受外界支配的领域，其中个人自主领域居于优先地位。受外界支配的领域保证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的生产，花费最少的资源与人力以实现最高的效率；个人自主领域保证个人能在市场之外自主地或与他人自由合作，按自己的兴趣或想像去生产非必需品或从事非物质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样，个人不再是社会的消极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个人在实现自己的创造性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此外，高兹还把工人自治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
三、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
高兹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这种战略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直接目标，而主张从工人的工作场所开始斗争。工人通过合法的斗争，逐步参与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逐步实现工人的自我管理，达到自治的社会主义。高兹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社会生活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以“新工人阶级”作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突破点，但仍沿袭了阶级分析的基本路径。他一方面强调工人阶级的成分比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有了很大的扩展，马克思原来所说的无产阶级消失了，新工人阶级已经崛起；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能把科技劳动者也列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因为科技劳动者所创造的科学技术与资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是科技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区别所在。当代“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罪恶已不是经济剥削，而是劳动中创造性的异化。在当代“新资本主义”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技术的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生产中白领工人地位的日益突显，一个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工程师、学生、学者、新闻记者、科层雇员组成的新中间阶层正在崛起，他把这个阶层称为“新工人阶级”，他几乎将整个“白领”阶层都划进“新工人阶级”的圈子，认为由于劳动的变化，出现了以从事高技术职业的年轻专业人员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或“新工人阶级”。“新工人阶级”是实施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的先锋队和主要力量，由于“新工人阶级”受过教育、薪金丰厚，主要关心的不是薪金，不像传统的工人关心的是工资、待遇，其革命性建立在物质贫困的基础上，一旦这一基础不存在，革命性也就随之消失。新工人阶级革命的动力不再是物质匮乏，而是克服异化和厌倦，追求劳动、生活的意义和创造性。“新工人阶级”有克服异化的自治要求，通过企业结构改革，把生产过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权力从资方转移到自己手中，以“新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不自觉地和具体地攻击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统治。在高兹看来，“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可避免，其真正的危机在于支撑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已经消失。对大众而言，劳动在定量和定性上都已经不再是他们的生活焦点，支付工薪的、生产性的雇佣劳动只占据人们的少部分时间，而不支付工薪的、以往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非雇佣劳动大量增加，并非所有的劳动都是社会身份和阶级属性的根源。专业人员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同样受资本规律的制约，同样遭受被异化的命运。“五月风暴”后，高兹认为，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女权运动应在后工业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先锋作用，专业人员已不再被当做工人阶级看待，新的工人阶级表现出比蓝领工人更为传统的、职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优越感，不能发挥先锋队作用。他认识到科学技术以越来越少的劳动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文明，但科技在被异化的同时却又制造异化，科技成为资本逻辑的促进者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白领”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仍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为了无产阶级而是为了防止自己无产阶级化才造反。……他们反对的是自身特权的部分或全部的丧失。……他们的斗争就其性质而言是反对垄断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14)“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具有经济理性，确切地说，它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因素的经济欲求为主要特征”。(15)
为了克服异化，就应当把工人自治(决策权的分散和工人自主)规定为社会主义自治的目标。
高兹把实施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称为结构改革战略，他认为资产阶级专政是总体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消费各方面)，资本的专政不仅在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实行，而且以同等的力量在生产方式、消费模型以及劳动、思维、文化、生活方式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应以总体性的革命(生产方式、消费模型以及劳动、思维、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总体性的专政相对立，把总体的人的实践从资本主义异化中解放出来，从直接经验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结构改革。“新工人阶级”由各企业中的各种人所组成，没有行业和职业的界限，采取在关键部门很巧妙的罢工形式来影响全局，对全局利益感兴趣，以工厂企业、劳动场所作为变革的基地。工人的斗争必须从生产的地方开始，从克服生产中的异化入手，使生产过程的要求服从和适应工人的需要。限制经营管理方面专断权力的范围，设置一个真正的工人反对权，以便能对企业进而对资本主义的决策制度形成挑战和积极抗衡。高兹认为，工厂企业、劳动场所是通过斗争可以直接掌握领导权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工人直接地经受资产阶级的专政并拥有在社会上从属地位的直接经验；尤其是在那里，工人才作为一个集团、一个真正的集体力量而存在。工人通过劳动场所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以直接体验到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意义，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然后在行动上选择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等级控制。高兹强调工会控制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的一切权力，把工人的工资要求、控制要求以及对劳动条件自我决定的要求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并确立工人在决定劳动场所和工资规模等方面的永恒权力，使工人能对企业(并扩展到社会)作出决定，对资本家乃至国家的权力提出挑战并进行积极的抗衡，使整个工厂企业(劳动组织、分工、条件和收入分配)的权力有利于工人阶级。结构改革战略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合法斗争和妥协，以逐步改革的、持久渐进的方式扩大自己的权力，削弱雇主的权力，在现行的基础上一点点、一步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逐步达到自己的目标——新的合理的社会主义。
高兹的结构改革战略起初忽视革命政党的作用，他认为改革或社会主义必须来自基层，被那些要求改革的人所控制，不能由领导或政党所创造，而只能是群众斗争实践的结果。在他看来，如果压迫是自行消失的，被压迫者没有切身体会到自由的欢乐，就会陷入一种新的奴隶制或专制状态之中。“五月风暴”后，高兹总结了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劳工战略理论，得出了“没有一个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党；而没有一个革命党，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久的革命运动”的结论，突出了革命运动中政党的作用。他认为革命党具有理论教育、意识形态综合、政治领导、夺取政权和改造国家的功能。但他所说的革命党不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而是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只有被从事斗争的群众体验到组织起来的需要之后才能建立起来。
高兹的劳工战略是根据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战略进行积极探索，其中不乏合理的因素。劳工战略的提出是他致力于超越现存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前景的一种努力。劳工战略的重心在劳动场所，表面上远离了政治，实际上离政治很近，因为群众的政治化来自直接而片段的经验；劳工战略比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更适合于当代西方社会，更易于为西方人所接受。但高兹的劳工战略也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缺陷，具有改良主义性质。他把劳工战略局限在劳动场所而不触及私有财产等其他问题，有其软弱和空想的性质。他强调革命的渐进性和策略性，强调以合法斗争和妥协来推进改革，否定革命质变，也有片面性。他强调夺取权力，是抓住了要害，但他把权力局限于工厂企业、劳动场所的经济权，忽视了政权，这种改革即便成功，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工的地位和命运。他强调民主、工会的作用，认为党只是保证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短暂机构，党带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色彩。高兹对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没有看到前苏联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甚至将其视为与现代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极权主义，无疑是一种矫枉过正。
【参考文献】
[1]Gorz, Andre, 1989,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Gorz, Andre,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3]Gorz, Andre, 1994,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4]Gorz, Ander, 1978, Critique of the Labor Divi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5]Gorz, Ander, 1967, Le Socialisme Difficile, Seuil.
注释：
①Gorz, Andre, 1989, pp. 111～112.
②Gorz, Andre, 1989, pp. 109～110.
③同上，pp. 19～20。
④同上，p. 116。
⑤Gorz, Andre, 1980, p. 5.
⑥Gorz, Andre, 1989, pp. 20～27.
⑦Gorz, Andre, 1980, p. 6.
⑧Gorz, Andre, 1989, p. 113.
⑨同上，p. 1。
⑩Gorz, Andre, 1994, pp. 32～33.
(11)Gorz, Andre, 1989, p. 183.
(12)Gorz Andre, 1994, pp. 38～39.
(13)Gorz, Andre, 1980, p. 120.
(14)Gorz, Andre, 1978, pp. 178～179.
(15)Gorz, Andre, 1989, pp. 2～3.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