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反自由主义势力
David Henderson
(转自《思想评论》)
摘要
过去20到25年中，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政策都改变了进程：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都踏上了自由化之路，与很多批评者的看法相反，这种情形使世界经济有了更好的表现。
然而说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获胜，却是错误的。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及其影响仍然非常强大，在某些领域他们已经开始收复失地。
2000年的反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并没有新鲜东西，仍然是利益集团、公共舆论联合起来施加影响，要求推行干预主义的政策。就是某些见多识广的人，也仍然秉持某先经济的观念（pre
-economic
ideas），人们总觉得市场经济会导致大量失败者和受害者，他们的福利只有靠“社会”方面的集体性措施才能获得保障。
这些老掉牙的反自由主义的势力，如今碰上了最新的盟友，从而构成了新千年的集体主义。
这些最新盟友包括，反市场的非政府组织（NGOs），其影响力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被看作是不公正的牺牲品；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开始蔓延，这将妨碍契约自由；对全球化和环境状况的杞人忧天的反应等等。
目前似乎在兴起某种新类型的干预主义，包括对雇佣条款和条件的更严厉的国家管制，而反过来受这些管制措施损害最严重的恰恰是穷国的穷人。
新千年的集体主义涵盖形形色色的说教和组织，包括强烈反自由主义的激进团体，这个团体是非正式的、但却很有影响力，其重要成分是企业、工会、更温和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评论家，公众人物，政府圈子里的各种人物，主张干预的半自治民间机构及联合国的大部分机构。
这个同盟军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原则，他们的诉求也主要是这三点，虽然对于这三点的解释是有差异的，即人权、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
负责协调经济政策的政府财经部门，没有对目前的反自由主义者发起的挑战，给予有力的回应。
有些经济学家也指责目前倾向于市场导向的经济制度是“反动的”，然而改革并不是回到过去。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因为有些改革失败了。
并不清楚这些批评家想中止哪些改革，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要放弃干预主义还是继续维持干预主义。
目前的反自由主义的主要武器，并不是来自经济学家的论著，而是某种利益、观念及世界观的混合，这些构成新千年集体主义。
1、导论
本文涉及全球经济政策的演变问题。对这样一个非常宽广的论域，我选择的主题、我观察社会和判断事态的视角，是围绕着经济自由主义变幻不定的命运，也即经济政策领域中不断移位的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之间的均衡。
这里我使用自由主义一词，更多是欧洲意义上的，而非美国意义上的。因此，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意指他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因而他判断一项政治或经济政策与措施的标准，首先就看它对自由的影响。经济自由主义赞成能够推进和扩大经济自由的政策，不仅由于这种经济自由本身就是善的，也因为它能创造更大的繁荣。
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在最近的研究中，
我回顾了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这20多年间的经济史[1]。本文将更贴近观察与此有关的主题，也即当前阻碍经济政策更趋于自由或者减少自由的形形色色的力量和势力，我要探讨的就是当前的反自由主义。
在这样一个题目下，我试图涵盖所有的主要方面，不仅包括那些有意识地、明确地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或反对其进一步在经济领域中扩展的思想方法，也包括一切更注重现实、没有学说理论支撑的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势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既包括“主观上”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势力，也包括“客观上”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者，后者主要是指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不管是从其一般基础还是在具体活动中，这些利益集团一般都站在干预主义一边，因为这是他们的物质利益之所在。因此我所探讨的不仅是观念世界还有现实世界。
至于观念，纳入我的视野的不仅有那些反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看法，也包括更宽泛的社会舆论和心态。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认为，经济政策的方向是由他们的思考所决定的，至少也是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的，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先得在专业圈子争出个结果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一般来说这一点并不算错，但并不总是如此，在很多情况下，政策也受到更广泛的社会舆论氛围的影响，而对此，专业领域内的小气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观察目前的局势时，我试图分辨出，哪些是具有较长历史的反对势力，尽管现在可能披上了新的外衣，而哪些是刚刚出现的反对势力。我相信，在2000年的反自由主义潮流中，存在着某些非常新的力量，我将集中分析这些因素。
对于所有这些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因素——主观的和客观的、现实的和思想上的，专业的和外行的、古老的和新颖的——我只能概括地予以说明。在概括中我尽量避免歪曲和曲解，但这并不表示我给出的概括就是中性的。我自己的立场是自由主义的，对当前的一些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势力，我都将指出我认为其所存在的不足、幻想、缺乏一致性。作为经济自由主义不断变幻的命运的一位记录者，我自己在某种程度成了我的文章中的大英雄，不过我并不会无视或低估那些反自由主义者给出的论据，他们中有些人确实不断指出他们自己实际上并不是反自由主义，而只是反对自由放任观念及基于这种观念的政策。我的目标就是分析这观点的论据和分歧，并对其作出评判。
由于本文是集中探讨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和势力，所以，我很少谈及捍卫自由主义的力量，我也不打算讨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经济政策的平衡应该如何变化，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不准备作出预言，也不准备提供方案。我会考虑反自由主义者自己的不同的表述。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这构成了一幅阴暗的图景，但我并不想假装这是一幅完整的图景。
本文第二节，我将探讨近来的情况，对其作出解释。不可避免地，主要就是介绍过去20到25年间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目前仍在继续（对此是有争议的）之经济政策从干预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对这一发展过程我给予了简明扼要的介绍，然后就辩析与此有关的一些错误观念，特别是目前反自由主义者普遍相信的两个观点：其一，过去这些年的历史显示，在右翼扶持和指导下的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势力；其二，自由化已经导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表现每况愈下。
第三、第四节探讨目前的反自由主义潮流。在这两部分，我是夹叙夹议。第三节讨论那些可称之为中坚和由来已久的、而且今日仍然活跃的反自由主义势力，既包括利益集团，也包括观念，这二者经常是交织在一起。我将指出，那些产生影响的经济观念并不必然是经济学家提出的，而多数普通人对经济政策事务的典型态度是反自由主义的，对市场经济，他们抱持强烈的不信任，甚至是敌意。第四节将略述我所说的新千年集体主义的主要特征，这种集体主义融合了传统与新的反自由主义元素，后者包括一些新出现的激进集团，他们关注他们所谓的不公正现象，对他们想象中的目前经济发展后果是忧心忡忡的。我将指出，目前存在着一个非正式的、但却广泛的、并具有影响力的集体主义大同盟，其成员都一致认为应该对市场经济施加更严厉的管制，从而增进全世界的社会公正。
第五节集中探讨当前反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我将把这些观点与自由主义理路予以对照，并提出一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离逆转或废止近年来市场导向的改革有多远。我的结论是，2000年反自由主义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这些经济学家，而是来自新千年集体主义大同盟。
下一节
注释：
[1] David
Henderson，《经济自由主义变化多端的命运：过去、现在与未来》（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Economic Liberalism: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8 and Melbourne,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and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1999）。本文采自该书及我将要在一本论文集中出版的一篇论文(Henderson,
2001)中的很多地方并未一一注明
。
2、最新事态:自由化及其意义
回顾一下近些年来的经济政策，可以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一个背景，而这些政策也是自由主义者和反自由主义注定争论的焦点问题。
世界范围的经济改革
过去20年到25年，经济自由主义的命运很明显变好了。此前人们压跟就没有预料到，有越来越多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政府，会采取步骤，减少对国家经济的管制，促进国际贸易和资本更自由的流动。在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世界上所有大国，都掀起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并且仍在深入发展。改革的程度当然差异极大，各国的经济政策同时包括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因素，就是在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人们也能很容易地看到，在某些政策领域，干预主义又死灰复燃。不过总的变革方向是没有疑问的。
自由化一般地总是伴随着舆论氛围的变化，实际上，只有舆论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才有可能进行。改革活动与观念紧密结合，彼此也互相影响。
回到20年前，改革活动的大趋势在三个主要的国家集团都能观察到：OECD国家（当时由24个个国家组成）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前苏联国家及其在中东欧的卫星国。
——对于OECD成员国来说，日期是相当重要的。改革进程于1970年代末从两个国家开始：先是1978年（里根尚未上台）开始，美国采取了影响深远的放松管制的政策，然后是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在英国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而除了土尔其之外的大多数OECD成员国，及包括欧洲共同体在内的整个集团的政策转变，开始于1980年代早期到中期。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法国(1982-3年)，澳大利亚(1982年末)、加拿大(1984年)，而最惊人的变化当属新西兰，是在1984年末政府更迭之后。欧洲共同体国家建立单一市场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决定推行这种跨国经济融合计划是在1986年。这种改革持续了很多年，在很多国家，改革仍在进行之中。
——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大规模改革计划是1970年代中期智利皮诺切特政府开始实施的。接下来是1978年中国踏上历史性的新起点。从这之后，很多实行了自由化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飞速发展，从而吸引40多个国家也陆续进行改革，除了智利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彻底改革的还包括阿根廷、墨西哥、毛里求斯和泰国，而在1970年代末已经比其它国家都要更自由化的韩国、新加坡、台湾，又更上一层楼[2]。而印度，1991年开始的改革进程将会被证明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性变革。
——随着1989年苏联帝国的瓦解，很多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了市场经济，尽管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一点市场经济因素。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的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波兰。
无疑有很多国家并没有进行改革，还有不少国家，政策的平衡点这些年似乎已经倒向干预主义。不过，没有改革的国家，大部分都是非洲、中东及前苏联的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在欧洲、美洲大陆、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没有改革的国家已经成了例外。就整个世界总体而言，改革的国家已经占到全球GDP的90%以上。
自由主义者和反自由主义者目前的分歧主要就是如何看待、及如何解释这些改革，我下面先来评论一下对这一现象的某些曲解。
“保守主义革命”的神话
目前有些反自由主义者受到某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他们以为这种巨大变化是由右翼原教旨主义观念带来的。确实有人不断声称或是假定，整个改革的过程就是一场“保守主义革命”，然而在这个词汇中，不管是革命这个名词还是保守主义这个形容词，其实都不正确。用革命来描述经济政策的平衡点所发生的某些移动，有点言过其实了。而“保守主义”，无疑也用得不是地方。首先，跟以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一样，目前的自由化，并不必然，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跟右翼政府联系在一起，存在着很多中左翼改革政府。其次，这些中左翼政府也不是盗取其政敌的外衣。经济改革并不是在表达保守的思想路线，实际上，保守思想甚至并一定就完全有利于经济自由主义。有限政府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然而它却并不为保守主义或右翼政府所信奉，相反，在欧洲人看来，它是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并不等于左翼与右翼、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对立。
在第五节，我将探讨对近来不管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实施的市场取向的政策的相当不同的看法，有人将其看作是一种倒退或反动，我相信，这种说法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容易让人误解。
对历史的误读
对目前的改革的另一种曲解涉及到历史学。他们认为，目前的自由化早在预料之中，因为它代表着长期的主要趋势的延续。经济自由化的进展，被看成是不可抗拒的，虽然可能也会遇到周期性的逆转或被意外打断。弗兰西斯·福山就把目前的进程看作是“全球范围的自由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革命代表着通向未来的长远历史趋势的最新阶段：
自由民主的进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自由主义，是过去400年中最值得关注的宏观政治（macropolitical）现象。……目前的自由主义革命更进一步证明，存在着某种基本的力量，使所有社会都遵循共同的进化模式。……简而言之，人类的普遍的历史都是通向自由民主。这一发展过程中，当然有高峰，也有低谷，但是，这种周期和中断，并不能影响其方向和普遍适用性。
(Fukuyama, 1993, p. 48).
这样的看法也许适用于自由民主，但却并不完全适用于经济自由主义。过去250多年中，经济自由主义一直是作为一种很精致的学说和蓝图而存在的，它的命运可一点都不是一路向上的。当然，在18世纪后半叶，确实明显存在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趋势，然而，从19世纪以来，1880年可能是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发展的方向就逆转了，作为一种平衡因素，它仍然存在着，但显然是处于下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目前的改革开始才有所改观。在1980年代初的改革开始、它的命运得到改善之前，经济自由主义在100年中一直在走下坡路。
然而坏运气还没完。就在它的命运经过一个世纪终于有所转机的当口，从1970年代开始（不同国家时间有所差异），不利于自由主义的趋势又在加速积聚，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开始变得强烈了，尤其是在OECD国家。当时在所有的OECD国家，经济气氛都有所恶化，作为回应，政府采取了大范围的干预措施。这包括控制价格与工资；能源市场上进行政府交易和国家指导的项目；对亏损企业和行业进行补贴（有时是进行国有化）；越来越多地诉诸于非自由主义的贸易保护，包括所谓的自愿性出口限制协议；收紧对外汇交易的控制；更严格地限制外商直接投资。
而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同样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在除了中国之外最大发展中经济体——印度，国有制范围扩大，而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围则缩小；
——很多国家在进一步剥夺外资拥有的石油和采矿企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越来越具有敌意；
——保护主义越来越大根深蒂固，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所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它的基础正完全是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
——同时，在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处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中国则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
因此，如果我们从现在回溯到23年前，到1977年底，经济自由化的命运就已经开始衰落了。在经历了漫长的总体性衰落后，出现了新的反自由主义趋势，这一趋势现在看来不是暂时性的，也不是那么容易逆转。而且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这种反自由主义趋势不仅体现在经济政策中，也表现在总的舆论氛围中。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共产主义国家相比较，主要的OECD国家的市场经济在1950-73年间黄金时代的表现实在是不怎么样，而这一点正好被很多人拿来作为证据，来说明市场导向的经济的内在缺陷和劣势。
考虑到所有这些长期的或暂时性因素，在1978年元旦的时候，即使是再大胆的预言家，恐怕都不敢预言将出现一次席卷全球的自由化浪潮。而现在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的趋势也并不是预定或不可抗拒的，只是在最近不道德10年时间内它才占据了主导地位了。
趋势、时机与后果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事实，是因为批评改革的人士常常把历史简单化了。结果，他们把许多并非自由化导致的后果栽到自由化头上，而了解这些事实将有助于我们避免这种失误。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主要的OECD国家。确实，1970年代早期，这些国家的经济状态都很糟糕。但这并不能归罪于自由化，因为自由化几年后才展开。举失业率上升的例子来看看。Geoffrey
Harcourt1998年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过去20到25年间很多发达国家持续的大规模失业现象，看得出，大多数OECD国家失业率的明显上升，恰好是在改革进程开始之前。Harcourt所描述的澳大利亚是个最好的例子。只是在1983年末，澳大利亚改变了经济政策路线，果断地放弃了干预主义方针。就在这次转向发生前的1983年，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已经接近10%，而在那之前10年只有2.3%。而到1999年，在实行了15年广泛的自由化政策后，失业率是7.2%。1983年以来就业的增长到底有多少是受自由化的影响，当然可以讨论。问题的关键是，高失业率出现在改革之前，而在改革进行过程中，失业率并没有出现升高的迹象。
对有些OECD国家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OECD秘书处最近完成的报告指出，有些国家，比如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之所以到现在仍然维持高失业率，其原因即使不是全部、起码也部分是由于其政府没有能使劳动力市场更自由，欧洲失业率的攀升也是发生在自由化之前，而且正是由于不愿积极自由化，才使之不能降下来。[3]
反对自由化的另一个理由是说时机不对，说改革超前了，威胁了经济的稳定性，这种说法也成问题。我们还是引用Geoffrey
Harcourt的说法，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p.
17)中，他认为金融市场解除管制及随之而来的信用扩张导致了他所说的支出波动幅度扩大，经济衰退期延长。然而至少在OECD国家，这段时间却丝毫看不出这种现象。很多国家，也许是大部分国家，都是在1984年开始放松管制的，到1999年已经有15年了，却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衰退，甚至从年度数据看，也看不到一般性的增长放缓。主要的OECD国家的GDP总和增长了大约50%，今、明两年仍保持增长势头，而与此同时，整个集团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在下降，1999年整个地区的失业率也比1984年略有下降。恰恰在这段时间，这些国家总体上GDP年增长是正值，而在这之前20年中却没有出现过这种好局面。诚然，随意推断是危险的，也许未来几年，OECD国家经济可能会趋于不稳定，但迄今为止的证据却显示，实行自由化之后这段时间，OECD国家并没有出现增长动力衰竭和经济衰退的趋势。
1970年代初经济形势恶化跟自由化根本无关，相反——我已经指出了——当时所采取的恰恰是一整套的干预主义措施和纲领。当时经济表现如彼差劲、并且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恐怕主要地是1970年代初前后干预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1980年代末OECD秘书处出版的一份著名报告所阐述的就是这样的观点。[4]
“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神话
很多批评自由化改革的人都相信，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已经被推到极端，并且目前已取得了支配地位，有些人径直地称之为“新自由主义霸权”（neo-liberal
hegemony）。我相信，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我这么说，最好的理由与下面我将论述的持续不断的反自由主义的势力有关。其实只要观察一些近来的事态，就不难明白，自由主义的观念和原则远没有支配我们这个时代。对此我将稍作论述。
首先，很多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还远没有走上自由化的轨道，甚至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或者是否愿意为此奠定基础。在OECD国家，这样的例子有德国、比利时、瑞士，也许还有日本，在这一集团之外，出现同样情况的也有很多国家，比较重要的有巴西、埃及、印度和俄罗斯。
第二，在每个国家，包括进行了最激进改革的国家，都有大量经济政策领域，其中的干预主义思想和行为一直就没有受多大影响，而在有些方面，自由化已经被证明是失去了阵地，包括下面这些方面：
——到目前为止，自由化波及的主要是已经在市场买卖的商品和服务领域，尤其是这四个领域：金融市场；垮境贸易和资本流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特定的部门和行业放松管制，最引人注目的是能源、电信、交通和金融服务。总的来说，同样的市场化原则并没有扩展到一直处于市场经济之外的物品和服务部门，比如，几乎在所有地方，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仍然是国家供应和国家提供资金占据主导地位，公共当局处于垄断地位，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或者由政府提供大量补贴。
——甚至在市场活动领域，也能发现很多非自由化的干预形式，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被触及。最明显的例子是绝大多数OECD国家（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业政策。1987年OECD各国农业部长们非常大胆地提出了慎重的——也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引用当年的部长公报）：“长期目标是允许市场信号……决定农业生产的方向”。30年后，OECD秘书处的年度农业政策报告差不多年年都在强调(OECD
2000, p.
23)，“90年代后期各国政府对生产者的补贴已经降低到1986年至1988年的水平”，而80年代那一段时间正是保护水平最高的时期。
——有些行业和部门在实行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趋势，至少在OECD国家存在这种趋势，就是施加了超出经济范围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管制，主要是环保、职业保健和职业安全、解雇和雇佣的条件和期限，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
——在国际事务方面，自由化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尽管如此，各种各样的干预仍然固若金汤。几乎所有的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动都加以限制，同时，所有国家，除了地区协定各国之间以外，对于国际移民继续采取严格控制的办法。
“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说法之所以是虚幻的，一个原因是正在进行改革的各国政府很少是受经济自由主义观念影响而进行改革的，其改革政策也并不是按照自由主义原则设计的。它们确实采取了自由化的措施，有的甚至走得挺远，然而它们这么做，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为了信念，倒不如说是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如此。就在改革过程中，它们绝大多数也承认非自由主义的前提和思维方式，认可它或容忍反自由主义的政策，当然有时是临时性的，而有时则说不准。
这方面的好例子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的英国政府，当时是1979到1990年。除了新西兰之外，如果不是在全世界至少在OECD国家中，这一时期英国的改革是最彻底的，这一段改革的指导方针，可以用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来表示，就是“收缩国家的战线”（rolling
back the frontiers of the
state）。然而，整整1980年代，英国的能源、产业特别是国际贸易政策，在后来的英国具有相反政治倾向的政府看来，也依然是干预主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和政策不断发展，能源和产业都实行了自由化的政策。然而那些年及其后的科学政策却仍然是国家控制一切。至于贸易政策，迟至1987年，两位见多识广的评论家仍然写道：
“在[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中，不难发现谁是保护主义者，谁是非保护主义者，在欧洲共同体理事会内关于制成品贸易政策的辩论中，阵线从来都没有变过：荷兰、西德和丹麦主张自由贸易，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则坚持限制政策”。
(Waelbroeck and Koz, 1987)
不可否认，这种局面已经大有改观。然而另一方面，有些方面却仍然没有变，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和她本人，一直向英国企业涉足的某些特定出口合同提供信贷支持，有时甚至直接提供紧急财政支持，最有名的例子就是Pergau大坝工程。其实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不管其政治色彩如何，涉及这些问题，都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英国也不例外。
事实就是——这是我后面将论述的主题——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这就是很多人用怀疑主义眼光看待“新自由主义霸权”这一说法的原因。
从对过去的这一简单回顾，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经济自由化，尽管近来很普遍，也确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却未必就是某种长期的历史演变的趋势或可预见的未来的潮流。其次，目前经济自由化没有某些评论家所想象的那么占有支配地位，也没有那么确定。经济自由主义，不管是作为一种思想学说，还是作为一种行动纲领，现在跟以前一样，都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其竞争对手。
下一节
注释：
[2]
墨西哥和南韩现在都已被接纳为OECD成员国，而在第三个国家群中，捷克、匈牙利、波兰及（最近）斯洛伐克也被接纳为OECD成员。
[3] 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可以在过去7年多的OECD Jobs
Study出版的研究报告中看到。
[4] 《结构调整与经济表现》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ECD, Paris, 1987
3、反自由主义：旧势力在当代的表现
利益与观念并肩携手
长期以来存在着两股互相关联的反自由主义势力，并一直在壮大。一股是利益集团活动分子。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利益集团都是反自由主义的，尽管它们也许根本就没有前后连贯的经济学说。其中包括OECD国家中的农业利益集团及其同盟军，他们坚决反对使他们的情况恶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化。美国和欧洲的钢铁企业也一直在进行院外活动要开征反倾销税，最近在欧洲则有人反对高油价，总之他们都是要求政府让步、援助或保护他们免受国外企业的竞争。他们都是实用主义的干预主义者。
目前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中都存在着强调这些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倾向。据说在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中，每一集团都有自己的偏好。由于他们具有内聚力，并欲获取很多利益，所以他们能够筹集和配置资源，目的是有效地进行选战，持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地接近政治家及其官员，可以通过政治支持或撤回政治对抗而达成非正式的政治交易，迫使政府对他们让步。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交易也可以带来收益，就是选票和政治支持。对于官员来说，干预政策则可以赋予他们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及更多的可支配的预算开支。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却强大的三角同盟，利益集团与政党形成“铁三角”，结果就是导致大政府，并在经济政策中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反自由主义势力。而作为这一趋势的对立面的普通公民和选民，虽然也知道利益集团一旦当道，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将受到威胁，但由于力量分散，在每一情况下获取信息的成本高，他们就形不成有效的压力，结果他们被排斥在政治游戏之外，处于“合理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状态下。
我觉得，这种论证的思路虽然反映了历史的某些方面，但总的来说言过其实了，也不大完整。它对政治家和官员的描述往好里说是大致接近，往坏里说，就完全是讽刺画。它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现实情况。在我的《经济自由主义变化多端的命运》封底上列出了该书的十条论点，第六点是这么写的：“说利益的结合将排斥自由化，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果真那样的话，目前的改革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早期的情况同样可以验证这种观点。很难设想，最重要的自由化的历史性事件，可以用利益集团及权力走廊中的顺从的同盟军的影响来解释。
不可否认，这种同盟军在促使经济政策趋向于干预主义或者成功地阻碍改革时，力量是相当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对其解释也应考虑更广泛的因素。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所谓的铁三角之外的人们的观点和看法，考虑政治家和官员生活于其中的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观点与看法。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仅仅是通过巧妙的院外活动，或直接说服那些掌权的人，也因为他们赢得了更广泛的公共舆论的赞同或支持，这种舆论是由生活在决策程序之外、及其收入和职业跟政治决策并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些人形成的。人们并不总是对跟他们没有切身关系的事漠不关心，他们也并不是没有对其进行探究的时间和爱好。一般的选民，甚至就是一般的部长和官员，对于什么是公平、公正和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行动会有利于社会或国家达成他们所喜欢的目标，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局外人的看法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最近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学者Richard
Epstein的著作中找到了指出我的这一想法的论据。在探讨管制不断增强的著作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中，他指出：
“为什么法律越来越复杂……？部分原因在于无数特殊利益集团施加的无情的压力，不过另一方面，观念也在起作用，它使并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广大群众也能听得进管制的主张”……[其中有种观念]是那种天真的但经常却是致命的冲动，即对个人要实现绝对的公正。另一种观念是人们错误地相信，一个适用于较小的自愿性团体内部的复杂的管制形式，也可以适用于大范围的、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Epstein
1995, p. 37, italics added).
我觉得在大多数OECD国家的农业政策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跟别的部门一样，农业部门生产者的利益集团一直在抵制自由化，因为这种改革将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地产的价值，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抵制相当成功。而他们的成功，却并不仅仅可以用利益集团来解释。农业生产者的院外活动得到了Epstein
所说的并没有切身个人利益的广大群众的舆论上的帮助和支持[5]。
通过我讨论的这些例子，我觉得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多数人对经济问题的典型态度是倾向于反自由主义的。因此，经常出现利益集团的看法与局外人看法携手并肩的情况，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局外人有时觉得他们的力量足够强大甚至可以创建自己的压力团体。反自由主义的利益集团与反自由主义的态度与观念两股势力结合起一起，构成广泛的非正式同盟军，由此可以解释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的经济自由化都是脆弱的。
自己动手经济学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使外部的舆论倾向于反自由主义？我上面提到的Richard
Epstein指出，以为是对正义与法律的关怀导致没有个人利益的群众偏爱管制，这种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经济政策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人们对经济活动、其间的关系和目标所持的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当然有可以质疑，但人们却固执己见。这些观念基本上是出于直觉，可以称之为“先于经济的”（pre-economic），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自己动手经济学”（do-it-yourself
economics\'，DIYE)，1985年在BBC Reith
Lectures中曾做过阐述[6]。这里我谈两点。
其一，这里讨论的并不仅仅是“流行的经济学谬误”（popular
economic
fallacies），不是普通人的粗糙的信念。政治领导人、高级公务员、企业高级经理、工会总书记、知名记者、评论员、宗教领袖、高级法官及杰出的教授也持有同样的观念，甚至用同样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经济学家，不经意间也流露出同样的观念。目前DIYE的鼓吹者这张长长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伯爵、骑士、鼓吹自由贸易的经济学教授，及新科桂冠诗人。
其二，自己动手，强烈地倾向于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看看其主要观点吧：
——产业和活动可以区分为“本质的”和“非本质的”，或者可以按优先性进行排列，而不用考虑其边际成本
——国家在“必不可少的方面”自给自足是政府的关键性目标
——政府应当对那些最优先的产品、产业和部门给予系统的扶持
——当发生跨国境交易时，由于设计到国家，因此国际竞争首先是国家之间的竞争
——在这种国家之间的竞争中，较大的国家对较小的国家有优势，而“贸易集团”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出口表示一个国家的收益，而进口则表示损失
——关税、进口限制和出口替代都有利于增加总就业
——任何旨在削减劳动力规模的行政性措施——比如减少工作时间、实施提前退休计划，及收紧移民限制，等等——都能减轻失业问题
——追求利润或更宽泛地说追求私利，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市场不能很好地运转，补救的办法就是进行直接管制或由政府采取行政行动。
诸如此类的想法——还可以加上很多——都指向某种激烈的干预主义行为。这些观念很有影响，因为那么多人都深信不疑，这些观念在那些长期以来混乱不堪的专业领域中也相当普及，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还是敬而远之。在经济学家中，对于市场和价格的功能和效用，存在着我所说的专业性半共识（semi-consensus），甚至是那些最激烈地批评经济自由主义的人士也认可至少是默认这一点，[7]因此当我们看到Geoffrey
Harcourt论述“市场和竞争性力量”的“优势和成就”时，就不用大惊小怪。仅此一点，他就可以算作我们这边的人，如果人家不嫌弃的话。
近年来的经济改革所体现出来的观念，更多地来自经济学家，而不是其它学术圈子。尽管今天有很多，很有可能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愿把自己说成是我所说的自由主义者，不过事实仍然是，在经济学家圈子中比其他学科圈子中似乎更容易找到自由主义者。相应地，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常常与敌视经济学及其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就好象科勒律治、卡莱尔和拉斯金时代一样。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经济学家除了具有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经济学直觉观念外，也普遍地具有某些反自由主义的观念，不过人各有异罢了。很多经济学家愿意承认——尽管是以不同方式和程度——下面这些DIYE立场：
——·扩张市场的范围，将导致经济体系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的提高，同时也使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们更没有保障。
——·在国内，“不加约束的”市场过程更有利于富人和有权有势者，而不利于穷人，因此市场的结果一般都是专断和不公正的
；及
——·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将把穷国置于某种程度——也许是绝对的不利地位。
非受惠者、受害者和自上而下的施予
赞同后面的的主张，随之而来必然是反自由主义观点。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关系必然是不平等的和压迫性的观念，总是与干预主义的经济发展观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发展观，普通人物质生活水平不断获得提高，不光是由于生产率和人均产出增长，毋宁说主要是工会斗争的结果，是对工资和雇佣条件加强管制的结果，是社会立法和累进税制的结果。这种发展观表现出来的一种极端形式就是相信，普通人改善其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政府主导的行动，把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中：过去和目前经济增长的记录都被忽略不计了。某种不太极端的形式则认为，在“不加约束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要果实都落入富人和有权有势者手中了，而其他人要想从增长获益，就只要等候财富从富人“滴漏”给穷人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是不可靠的。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即使是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人口也是非受益者和受害者。整个阶级的人们，甚至整个民族和国家要想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据说主要就得指望通过集体行动影响市场结果或者矫正市场效果。很多非受益者和受害者的福利都依赖于来自政府的施舍。在一国之内提供这种集体行动的责任据认为落在“社会”肩上[8]，而在整个世界，人们越来越多指望“国际社会”。
这种世界观当然不算新鲜，但是最近几年，它具备了某些新面相，在现代外衣下，它构成了我所说的新千年集体主义。
下一节
注释：
[5] Two useful sources for the influences on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OECD countries are
Winters (1991) and Brooks (1996).
[6] David Henderson, Innocence and Design :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Ideas on Policy, Oxford,
Blackwell, 1986.
[7] This theme has been explored illuminatingly by Sir
Samuel Brittan (Brittan, 1973).
[8] This theme has been developed in a number of the
writings of Thomas Sowell. For example, he has noted
(in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p. 296),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at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moralistic approach, progress (like poverty) can
only be presented as a product of \"society\" - now
grudgingly granting new \"rights\" or partial
\"acceptance\"\'.
2000年的反自由主义势力（下）David
Henderson
David Henderson
4、新千年集体主义
现实领域和观念领域的变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下的反自由主义。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
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当属非政府组织（NGOs）的兴起。他们是非政府性的组织——他们因此而得名——但他们却完全不同于其它非政府组织，比如代表企业、专业或工会的团体，他们代表的不是特定部门的利益，而是某种理想、事业。因此他们常常被人出于方便而贴上“公共利益”团体的标签。这其中包括消费者协会、环保团体、关心穷国发展的社团、人权团体、社会公正运动组织、人道主义社团、代表土著居民的组织及各种名目的教会组织。现在他们常常被笼统地归到“市民社会”的名下。这个标签有些用处，但也容易导致误解，因为市民社会有更宽泛的含义。
非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一支有势力的力量。在几乎所有地方，他们都被政府和国际组织纳入到多多少少正式的咨询程序，其中很多还被指派充当官方援助项目的执行机构。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多也成为官方援助资金的接受者。一般情况下，企业，尤其是那些大型跨国公司都不辞辛劳地要探知这些组织的看法，把情况及时通告人家、咨询人家的意见，并尽可能地与之合作。在有的地方，企业与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建立了正式的工作安排，这些组织随时准备介入相应的项目，比如关心资源和木材制品标准的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之类的组织。现在，非政府组织在很多国际会议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是那些在有关环保与贸易问题的国际会议中，他们的作用也扩张到了其它国际事务中，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意见。非政府组织展示其力量的最新事件是，时运不济的《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被提出后，来自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团结一致，利用互联网作为沟通和协调的工具，发起了一常场组织严密的抗议活动，最终使之搁浅。[9]在去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无果而终的西雅图会议上，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很多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正式被邀请与会，有时甚至是作为会议代表，而其它一些被认为比较激进的团体则在整个会议期间一直在会场外进行示威抗议。
诚如西雅图会议所显示的，非政府组织中也有温和与好战之分，然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坚定地反自由主义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基本上都敌视或者强烈批判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及市场经济的观念。他们的位置越来越突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逐渐地承认他们，适应他们，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因此而成为影响干预主义的政策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受害者范围不断扩大
在观念领域，跟现实领域一样，2000年反自由主义与20-25年前的情形，有三点区别：
首先，反自由主义形形色色的追随者中，很少有人再相信基于苏联模式或毛主义的国家控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了：这一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其次，从反自由主义的角度批判经济改革进程的表现也是形形色色的，我上面已经提到一两种，还有一些其它表现形式我尚未触及，后面将予详论。
最后，最重要的是，非受惠者和受害者的范围已经扩大了，其中有些非受惠者被重新归类到受害者的范围中，结果，要求实施干预的依据似乎更强烈了。我先阐述一下这一点，看看源远流长的反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具有了什么样的新花样。
劳动力市场与契约自由
不管是从连续性还是从变革的角度看，核心的政策问题都是劳动力市场。有些最新进展，比如法国实施每周35小时工作制，及英国政府采用欧盟委员会《工作时间指南》，都只是比较古老的办法，但有些管制措施则属于新花样，这些管制措施基本上都形成于1970年代，但从那之后不断完善，包括均等机会立法、工作场所反歧视[10]。这些立法都立基于这样的认识：雇佣结果的不平等，可以被当作是不正当的歧视的证据。这样的想法就造就出了一批前所未闻的潜在受害者人群。
目前的劳动法都包括新、旧两类管制形式。其具体内容和效果，透过分析南非目前实施的法律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低工资由工会与行业中较大企业谈判协商，并适应于同行业的较小企业，不管这些小企业是否同意……这为小型创投企业进入设置了很高的门槛。最低工资一般是失业者可以接受的工资水平的两倍。
根据这一法令，雇主必须提供孕产假，提高加班费，增加黑人、妇女、残疾人在管理性职位上的就业比例，企业必须支付“技能培训费”，只有它参加政府批准的培训计划才能得到返还。如果要解雇员工或裁员，老板必须经过冗长、复杂的程序，这些程序中只要出现小小的技术性差错，老板就必须向涉及的员工每人支付一年的工资作为补偿。雇员可以很随便地向仲裁机关提出申诉，因此，在南非仲裁机关，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等候仲裁。”
所有这些规矩的一个后果就是抬高了做生意的成本，而社会中每个人都将深受其害。然而更进一步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制度是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侵犯了契约自由原则，根据契约自由原则，人们可以自由地达成没有强制的合同和互惠的安排。法律及相关的管制只能是限制了这种自由，既缩小了雇主，同时也缩小了工人的选择范围和机会，工人和雇主都是合同的当事人，他们本来乐意、也能够自己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合同，现在却受到了干扰或简直就成了违法。而由于排斥了这些机会而造成的利益之损失，一般地总是要由劳动力市场中最贫穷的成员来承担，南非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欧洲，德国统一之后，前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东部德国的雇佣机会被大规模摧毁了，原因在于政府强制要求劳动合同中消除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假想的全球化的冲击
2000年反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新、也最典型的形式是把全球化及其后果想象得一团糟。全球化被十分错误地描述成全新的经济浪潮，它将吞没所经之地的所有人和政府，创造出一个没有边界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这一臆想的世界中，民族政府失去了控制力，而力量不断壮大的跨国公司则能够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产出、剥削工人、降低环保标准，这些假想的趋势被看作是对环境的日益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就是主要由市场驱动的经济行为导致的：地球本身及多种多样的经济体系，都成了目前正在运行的市场体制的牺牲品。
这种信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在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中，在大量学者中，在很多甚至是大多数新闻记者、评论家、国会议员、及有机会表达意见的所有公众人物中，在大批国际组织中，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和从事商业领域报道的作家中。整个世界，当然OECD国家更明显，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广泛的、非常有势力的杞人忧天共识（alarmist
consensus），这就构成了集体主义纲领的基础。
全球化被认为在全球各地已经扩大了失败者和受害者的行列，特别是在穷国尤甚。联合国发展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发表的很有影响的最新年度报告《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如此。去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详细论述了所谓的“全球化的负面后果”——“穷国和穷人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没有保障、越来越不平等”。
“边缘化”的主要依据就是很多穷国的人均GDP水平和整个世界的物质财富水平，进一步落后于富国：这方面已经很大的鸿沟又进一步扩大了。富裕者和贫穷者之间的鸿沟的扩大被当作是压倒一切、决定性的问题。
据说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不均等，比如一国之内所得或收入的分配，健康、寿命的指标，以及我上面已经提到的所有那些导致制定了机会均等与反歧视法律的所谓不平等现象。
可以矫正的不公正的说法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同样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新千年集体主义的典型表现。它们共同的假定是巨大的不均等的存在，就为可以补救的不公正（remediable
injustice）提供了证据，或至少显示了强烈了的迹象。这与杞人忧天的舆论合起来，就构成了2000年但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
对不公正的认识反映在现在已经成为人人都遵守的标准语汇，《人类发展报告》又可以当个好例子。这份报告偏爱“边缘化”这个词，不过在提到那些国家时也用了“缺乏教育、食物”、“被排斥在外”、“被宣告有罪”、“被剥夺了权利”[原文如此]等词，而他们的地位则是被描述成“受害者”。不均等扩大的原因则被归结于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最近的变化：这些都被认为已经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这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共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各地都能发现同样口吻的非难和谴责。在英国，“剥夺”和“社会排斥”现在已经被认为是政府必须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已经建立了一大堆官方特别组织来收集证据、进行分析、提出可行的方案。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Cornwall的人均收入略微低于南英格兰地区的平均水平，主管大臣Prescott先生便立刻得出结论说，该地人民受到了“剥夺”。我怀疑反对党相应的影子内阁大臣会用这种语言来看待任何鸡毛蒜皮的事。现在一般都认为，补救这种被剥夺和社会排斥的办法，就是向相应的人“授予”（empowering）：授予是目前从解决问题的主要形式。
剥夺和不公正的说法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根本就没有人注意相反的论点和证据。很多国家，其中大部分是穷国，近些年是越来越落后了。即使世界其它地区增长放慢，这些国家的境况也不会好转。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这些国家跟谁有多大差距，而在于它们自身的经济必须进步。这些国家的进步为什么如此可怜，很显然，在大部分，也许是在所有国家，内部因素是主要的。很多国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陷入冲突、混乱和持续的失控状态。在很多国家，或者说整个这一个国家集团，政府所实施的经济政策拖了增长的后腿，比如那些使经济更加封闭、自外于全球化过程的政策。把全球化看作是古巴、北朝鲜、阿富汗、伊朗、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索马里、塞拉里昂、赞比亚、海地、委内瑞拉、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简直就是胡扯。然而，联合国发展署及很多评论家却根本就低估或故意忽视所有这些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就是因为他们所要做的是竭力渲染现行制度的非受惠者和受害者。同样，过去20到25年间中国的经济表现之所以引人瞩目，就是因为中国进行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而这一点也被人故意忽视，因为这一事实不符合那些人所臆想出来的观点。分析一下这些人假想的所谓的不公正，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思想状况和对待问题和证据的同样的态度。
管制整个世界
宣称受害者不断增加及对所谓“不加约束的”市场运作的诋毁，在在都是为干预主义措施和计划张目。一个最主要的领域，就是我上面已经论述过的国内劳动力市场，这里我想探讨一下这一问题在国际层面上的表现，这涉及到不管是官方还是非官方所建立和执行的最低国际劳工标准这一措施。此一问题又经常与确定和实行不断增加的所谓“积极的”人权这一目标有关。
这方面的官方行动，可以从《欧盟社会宪章》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应协议中看到。美国和欧盟现在都迫切要求把有关劳工标准的条款塞进未来有关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国际协定中。这种作法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我觉得这种批评理由相当充分。然而——我觉得这一点似乎鲜见有人提及——这里的风险并不仅仅由于它是由政府提出的才是坏的，即使没有政府间关于最低标准的协定，跨国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也不得不作出同样的抉择。这些企业目前面临着公共舆论、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极大压力，要求他们不仅得确保在本身的商业活动中、也得在其合作伙伴和供应商那里，实施那些条款、保证雇佣条件，否则，在外界批评家那里是过不了关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现在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承诺，在环保问题上也妥协了，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因为迫于压力，也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行善事。他们宣传自己在这方面的作为，自愿接受方方面面的稽核和监督。
为说明最后一点，我来引述大公司是如何宣传其“公司社会责任”的，《金融时报》管理丛书最新出版的一本题为《公司的公民职责：成为负责任公司的成功战略》（Corporate
Citizenship: successful strategies for responsible
companies，McIntosh et. al., 1998)，美国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主席Tepper
Marlin为其撰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序言，她惊呼，“为了适应市场环境，装配线和制造工厂以非常低的工资雇佣童工和穷人”，不过所幸那些负责任的公司却拒绝这么做。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些情愿到外商投资企业找活干的成年人，不管工资是多少，都有可能减轻自己的贫困，而假如要达到她所设想的那种工资水平，他们就将完全失去改善生活的任何机会。如果要硬搬西德的工资标准，等于就是取消了东德人的工作自由，失业的南非人也乐意干那些工资水平低于行业协定的工作；现在，穷国的人们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外资企业的工作，而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的电视观众、工会成员、评论家、公众人物及公司社会责任的鼓吹者却对他们说，工资水平太低了，你们不能接受，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关心却打碎了这些穷人改善生活的一切可能。区别在于，有时是各国政府加强管制，有时则是国际性大公司出于维护自己的声誉的考虑，而自觉地限制了自己的契约自由。
这一例子说明，为了捍卫和扩大经济自由，光限制政府的作用是不够的，企业在管制整个世界中也发挥着一定作用，很多企业现在正打算这么干。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很容易地被拉进来。大的跨国公司很容易就发现，他们如果要承担其自许的公司的公民责任，得付出很多的代价，而那些死不悔改的竞争对手却不用承担这些负担，因而他们就强烈地希望这些竞争对手也跟他们看齐，也成为有良心的公司公民，如果公共舆论压力不能说服这些对手，那就诉诸国内立法或政府间协定。几年前，BP
Amoco 首席执行官John
Browne爵士在牛津的一次演讲就阐述了这样的想法，他指出，
“只有各国政府单独或集体地行动，才能设定标准，确保那些不愿意自律的企业以合乎道德的和透明的方式做生意。”
非自由主义的美德
目前存在着某种非正式的新千年集体主义大同盟，它囊括了企业、商业组织、工会、非政府组织、评论家、公众人物、政治领导人及某些部门的政府官员及联合国各机构。这个同盟之所以力量强大、阵线广泛，是因为其理论融合了三个相关的、非常吸引人的概念：人权、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这三点可以说义正词严，任谁也无法怀疑或反驳：谁愿意否定或限制人权呢？谁愿意公司不负责任？谁又会鼓吹不可持续的发展？然而这些原则一经现在的诠释，却具有了集体主义含义。
从自由主义立场看，不管是通过立法，还是通过联合国的宣言和解决方案，扩张“积极的”社会经济权利，都不能被看作是进步。这种作法往好里说，是不得要领，因为，“谈论某种以为不会导致义务或者甚至权力的对于某种地位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哈耶克语）；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会造成现实的危害，因为它会误导人们的注意力，会引诱人们试图借高尚的名义管制整个世界。
从自由主义立场看，目前很多国际大企业及企业界外的作者和评论家所诠释的、被广泛接受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是令人担心的，尽管企业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应付其面临的挑战。那些支持这种理论的企业、商业组织、企业资助的基金会和思想库、商学院的学者、及越来越多热情的的咨询人员和顾问，都是热心的新千年集体主义者；他们也对环境危机和全球化的可怕后果的杞人忧天共识的制造者；除了少数例外，他们普遍地接受某种双重反自由主义论旨：第一层是，企业现在应该跟政府、“市民社会”及国际机构携手，来解决困扰世界的难题、危险及不公正之源，这方面决策和行动的权力正在从政府那里转移到企业身上；第二层意思是，这也意味着对企业的功能、作用及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就是说资本主义正在获得新生。最近我正在写作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题目是“被误导的美德：错误的公司社会责任概念”（Misguided
Virtue: False No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光是阅读这方面的资料，那些宣传公司社会责任（CSR）的论说，就是一件让人郁闷的活儿。
公司社会责任的鼓吹者都喜欢将这种责任作为实施被普遍接受和无人提出异议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部分提出来，的的确确，可持续发展原则今天在政府和非官方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1999年OECD部长公报就包括这样的声明：“追求可持续发展，……是OECD国家的首要目标”。然而公报对其具体含义却没有明确阐述。公报只是重复说，可持续发展有三个方面或者三个维度——经济、环境和社会，但这三方面的性质和基本原理却是含糊的；在涉及这些问题时，环境方面常常就等同于杞人忧天的共识，社会方面就是意识到社会不均等和受害者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跟人权和公司社会责任一样，可持续发展成了打扮新千年集体主义的工具。
在中心失败？
过去几年我从不同角度研究反自由主义，让我震惊的是，政府内部抵制这种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太软弱了。我觉得，在那些承担着为经济政策提供总体领导和指导职责的核心部门和机构——一般是财政部、金融部门或经济部，在抵制反自由主义方面失败了。虽然现在我是个局外人，但根据自己相当近距离和持续的观察，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过去几年中，面对反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这些核心经济部门是消极的，束手无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默许。这也许可以部分地用他们没有掌握目前事态的本质来解释。
下一节
注释：
[9] It is not correct, however, that the NGO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of to conclude the MAI.
OECD governments brought the negotiations to an end
for their own reasons.
[10] The main British legislation comprises the Equal
Pay Act, 1970, as amended in 1984 ; the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 1975 ; the Sex Discrimination Acts,
1975 and 1986 ; the Race Relations Act, 1976 ; and the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5.
5、对立的看法
最后简单谈谈经济学家最近的争论及其意义。[11]
中间道路
首先得弄清楚，存在着严肃的语言和陈述的问题。Geoffrey
Harcourt把他自己的立场和他偏爱的政策描述成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种“中间道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在讨论近来的局势时是这么说的，“越来越多的公民，面对过度的和恐怖的命令经济和放任的（free-for-all）市场经济，对这两者都敬而远之。”(Harcourt,
1998, p,
14)，两种“极端”予以并列并构成同样的“恐怖”，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有点奇怪。首先，我已经讨论过了，近些年来的自由化在所有地方都有明显的局限性。自由主义远没有大获全胜，所谓的“放任的”市场经济，不管具体是指什么，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另一方面，一切曾经存在过的命令经济——及其残存的形式，都不仅仅是一种效率低下、不能良好运转的经济制度，同时也必然是一种压迫性的一党独裁制度。由于这两个原因，尤其是基于后者，把今天相对来说最自由的OECD经济体看作跟命令经济一样地令人讨厌，简直就是不讲道理。里根和金日成不能相提并论，就好像罪犯和警察不能同日而语一样，尽管他们确实都是“过度”了。
在说明这一点前，我得指出，Geoffrey
Harcourt宣称自己是Adam
Smith的崇拜者，确实，不久前，在一篇书评中，他捍卫这位大师，驳斥了一本新出版的著作对其思想的负面评价(Harcourt,
1999)。在这方面，他跟我尊敬的另一位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Paul
Streeten有点象。在一篇批评“最小化国家”观念的公开演讲的最后，Streeten也评论说，“本次演讲完全体现了Adam
Smith的精神”[12]，但是我倒想反驳说，任何有一点分辩力的读者，都会发现，更接近于Smith的，应该是撒切尔夫人，而不是毛主席。第三条道路或者是中间道路的概念需要反思。
进步的源泉
Paul
Streeten1991年在Raffioli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的题目是“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展开论述了Albert
Hirschman的著作Rhetoric and
Reaction中的一个论点，而Hirschman的观点则可溯源于Rolf
Dahrendorf，而后者又受惠于伦敦经济学院前社会学教授T.H.
Marshall。Streeten将其主要观点表述如下(pp. 276-7)：
“受到深刻启蒙的先进社会，用了三个世纪的时间，才使人类在公民、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度获得发展，18世纪确立了公民权利……19世纪在政治权力运用中的政治自由与参与获得飞跃，选举权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中。20世纪的福利国家则把人的发展扩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确立了最低教育、健康、营养、福利、保障的最低标准，这些是公民享受文明生活及实现其公民的职责和权利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所有这些斗争成就都来之不易，都遇到过阻力。每次进步随之而来的都是反动回潮和退步。
法国大革命后公民自由的斗争，受到那些担心此举会导致专制暴政者的反对；政治参与的斗争被认为可能带来群众暴政。现在我们看到的正是对福利国家经济自由权利的反攻，而一些进步力量正在退却。(Final
paras of the Fifth Lecture, pp. 276-7).
我自己的历史观及对进步的源泉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试图保证“最低标准的教育、健康、营养、福利和保障”当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值得讨论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中，这些最低标准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施行。构成Marshall-Dahrendorf-Hirschman-Streeten
历史观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归属于“社会经济领域人的发展”要取得进步，很大程度上唯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施与才能实现。
这种历史进步观念，至多不过是一种偏颇的看法。它没有考虑，或者起码是低估了一直存在并且仍然在起作用的两个互相纠结的因素对人类发展的物质层面的重大影响，第一个因素是人类劳动单位产出水平的提高，第二个因素是知识的进步，新的和经改良的产品、服务、方法、技术及资本的发展，这两者又是互相促进的。Streeten所说的人类发展的“社会”领域，实际上主要或者完全是指经济。也许过去半个多世纪经济活动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在那些旧体制仍然维系、财产权建立起来并得到尊重、市场仍然能成为指导经济活动方向的主要因素的国家，实质的人均物质财富以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的速度在增长。因此，把20世纪说成是靠采取集体供应才得以取得社会经济领域最显著的进步，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我对此问题的的主要观点，Martin
Wolf在其前不久为《金融时报》写的专栏中作了精彩阐述。在评论目前的一句口号“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应该具有‘人性的一面’”时，他写道，“充满活力的国际经济已经具有了人性的一面，其人性就体现在它为普通人提供了经济机会。”(FT,
8 December
1999)。Hirschman-Streeten的进步观则低估了经济自由的贡献，它能透过提供机遇增进所有人的财富。正是因此，他们的进步观低估了为了缩小不均等而采取集体主义的措施，将有可能限制自由和断送民众的机会的风险。
应该怎么办？
根据Hirschman-Streeten的观点，近几十年来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反动”，是进步过程中的一种退步。我觉得确实存在着某种反动的观念，但这种反动却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倒退。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和中国，确实存在着对下面的信念的反动：这种信念认为，国家指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优越于建立在私人财产权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所谓的进步就是指逐步地消灭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活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这种反动看作是20世纪最有希望的事件。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同样出现了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对限制市场交易、对牌照制度、对限制进入、对控制价格和利率等等的反动。人们观念的这种变化并不是企图要重新回到想象中的过去的黄金时代，相反，这些所谓的反动观念的出现有两大原因：一是人们的惨痛的经验，二是改变了人们选择范围的技术和经济的变化。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过去一个世纪为人接受的观念——国家应该免费地提供保健和教育服务，或为此提供大量补贴——也会出现同样强有力的反动，这一点大有可能，因为人们越来越相信，在这些领域，跟其它领域一样，通过扩展市场、竞争和自由选择的范围，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反抗一种已经失去有效性的模式，应该不算是在盲目抵制变革吧。
那应该怎么办？
我在阅读那些同行们对近几十年的改革表示忧心的文章的时候，禁不住怀疑，他们到底期望什么样的变革？难道他们期望恢复英国航空公司那样的陈旧的国有垄断？重新对航空公司和钢铁厂国有化？重新建立交易管制？恢复固定的股票交易佣金？对煤炭进口和发电厂使用天然气重新加以禁止？重新管制长途公共汽车公司？恢复（在英国）1979年被废止的工会的司法特权和豁免权？再搞一套全国码头劳工计划（National
Dock Labour
Scheme）？拒绝乌拉圭回合谈判确立的减少进口壁垒措施？或者（在欧洲）打破单一市场？对澳大利亚，还可以再加上一些问题，难道Geoff
Harcourt真的要中止与新西兰签署的《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回到Malcolm
Fraser执政时代，对纺织品和服装征收高达180%的保护性关税？或者恢复对国内航空公司限制性的“双航线”方案（two-airline）？
至于那些还没有发生的变革，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质疑。难道批评家们真的愿意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也搞出一个来？他们真的继续或者甚至更多地诉诸于反倾销行动或出口补贴？难道他们真的期望最低国际劳工标准及其实施规则水涨船高？他们真的希望对企业施加越来越广泛的管制？他们真的乐意看到国家继续垄断性提供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等等？他们真的要进一步侵犯劳动服务市场上的合同自由？
结语
对于这些问题，我怀疑那些自以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和那些认为自己不是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后者中自认为崇奉Adam
Smith者，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不过，2000年反自由主义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来自专业学术领域，当然学术界有些人，比如某些经济学家或其它学者，为之提供了帮助和支持。然而反自由主义的主要动力乃是来自我上面简要探讨的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势力。最重要的是那些压力团体持续不断的、坚定的努力，自认为无私的局外人则常常为之提供了支持，而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不断摇摆也助了其一臂之力。当前，这些势力又获得了基础广泛的同盟军，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高级经理，他们都接受了杞人忧天的共识，关注他们所谓的不均等，企图以可持续和公正的名义对世界施加更严格的管制。
注释：
[11] Although I wrote this final section before
reading Thomas Sowell\'s book, A Conflict of Visions,
what I say here can be seen as a further variation on
its theme.
[12] Streeten, 1995, p.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