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自由重于民主

Richard M. Ebeling,张怡童 译

20世纪在人类现代历史上毫无疑问是最不人道最残酷的一百年。据估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造成了至少2.5亿人死亡,这无异于对相当于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巴拉圭的人口总和进行的一次大屠杀。

各种形式的自由被牺牲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祭坛上。暴君们和独裁者们声称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都是为了大众的利益。然而,20世纪极权和独裁政权的共同特点都是拒绝接受人民通过民主的投票程序表达他们的意愿与偏好的权利。民主曾被谴责为分离性的和腐蚀性的。人们声称民主是自由的假象,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集团通过它以牺牲社会其它集团的利益为代价操纵政治制度为己牟利。

世界范围内对极权和独裁统治的反抗标志着民主秩序的理想的新生。千千万万的人民宣布他们相信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来管理好自己国家的政治事务。世界人民宣告要为自治而献身。但是,要记住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自治”可以而且已经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却是互补的理想。

政治意义上的自治意味着社会成员应该有权利参与选举并通过选举程序决定由谁来管理政府事务。人民应选择那些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这种政治自治的作用是确保国家的管理者们应对他们所代表的民众负责。定期的大选使人民得以判断被选举的官员是否持续称职和正直,同时有助于防止权力被滥用,损害选民的利益。

政治自治还意味着,不必通过暴力革命或内战便能够变更统治社会的人和政策。民主使人们不必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当权者的更迭,由此将国内和平引入政治程序。死伤和破坏不再是政治斗争的代价。

但是,自治的观念还有第二种含义。它指自治的个人。18、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伟大理想就是:针对一个或少数凌驾于多数人之上人的君主制度和独裁的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个体,给他们以自由。但是这些思想家们也警告要提防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专制,这是同样或者是更严重的危险。他们的理想并非无限制的民主,而是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秩序下的个人自由。

他们所说的人民主权指的是每个人应当不受干涉地处理个人事务。这是1776年的北美洲革命背后的观念,当时《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宣布所有人平等地享有一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快乐的权利。而且,政府正是由保障和保护这些个人权利的人组成的。“人权”的概念只能指明确的个人的权利。没有“集体”的人。只有独立存在的个体,他们能够思考、有价值观、有希望、有梦想,有指引人生的目标与追求。

过去的自由主义者也强调,自由从来不是可靠的,如果人们没有在独立于,甚至有时对抗于,政治权威的情况下的谋生手段。这就是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权是如此基本和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私有财产使人们拥有并控制一部分生产资料,他因此可以选择如何生活以及生活的目标。私有财产赋予个人一块在他自己的权限下的“领地”,他可以对他的家和他的财产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在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可以设计能够适合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愿望的由他的私有财产实现的个人“国家”。

人从来不是孤岛。人是需要同伴的帮助和陪伴的社会动物。但是在自由的社会中,人们的联合是通过市场和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来实现的。市场是和平的自愿交易的场所。市场的道德前提是:人们彼此间做生意时,禁止使用暴力或欺骗的手段。每个人的生活和选择的自由是被社会中其它人所尊重的,就像其它人希望他去尊重别人的自由一样。

由于在市场中不允许强买强卖,如果一个人希望与其它人合伙或合作,他必须在他的贸易行为中学会有礼貌、谦恭、举止优雅、诚实和值得信赖。否则别人将离他而去,转而与更值得尊敬更善解人意的人交朋友、合作。这样,在市场中人之间的一切行为都是自愿和双方满意的,这个事实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文明更有教养。

不仅如此,市场比政坛民主得多。在自由市场中,每个人就各种各样的可交易的商品和服务自己做出决定。根据他的偏好、财产和收入,他购买他自己认为最能够提升其生活质量,满足其生活乐趣和生活目标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在私有制的自由市场中,一个人的决定和选择不会直接限制其它人的决定与选择。如果一个人喜欢买火腿和鸡蛋作为早餐,他没有限制另一个人买冷麦片当早餐或是另一个根本不吃早餐而是把钱花在其它什么地方的人。

市场中的供方的企业家和生意人通过在采购和雇佣资源即生产消费大众需要的产品所需的资本和劳动力方面的相互竞争满足着人们不同的需要。企业家和生意人不能强迫消费者购买他们在市场上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必须以所提供的商品的质量和价格说服购买者。他们同样也不能强迫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者为他们工作。每一个企业家和生意人在采购、租赁原料,雇佣工人等方面与其对手竞争。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赚到钱,甚至不能保证不赔,除非消费者选择购买他们的产品。

生产何种产品以及以怎样的价格出售最终都是由公众决定的,人们用货币为市场上的商品“投票”。同时,市场的结果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市场提供了一个“比例代表制”的形式。少数人与多数人同样得到产品和服务——根据他们在市场上行使货币“投票”的多少。实际上,消费者中的少数至少可以得到一些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只要他们愿意并能够出得起足够支付供货者将产品带到市场上所需的成本的价钱。

是否市场上的消费者由于他们收入的差异在决定需要的商品时有不均等的投票权呢?是的,确实如此。但是在一个自由的竞争的市场中,每个消费者拥有的货币“选票”是他作为提供其它消费者想买的物品的生产者所挣的收入的反映。这样,每个人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就反映出其它社会成员对他提供服务的认可度,这个认可度是依据他们对此人对某特定生产过程所作贡献付出的价值的多少做出的。

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的多元化与政治民主程序的产物是截然不同的。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并不受个人的决策和选择的影响。我们不能依据我们想要的相对数量从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中进行挑选。而且,我们当然不能选择拒绝其中一些商品或服务。我们也不能只花钱买我们需要的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政府拥有财政手段来提供它要向社会提供的东西,这便要通过不必征得个人的自愿同意从公民收入和财产中强制性地拿走一部分的税收手段来实现。

在专政国家里,这种取得方式是根据统治者及其亲信的意愿,基于他们个人对国家资源的需要和利用情况而决定的。在民主社会中,税收的限度取决于掌权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公众相信强制性的税收是通过选举表达的,“人民”的意志的合法反映。征税限度也受到特定的利益集团联合体的影响,这些联合体参与支持并施加影响于各种通过管制、贸易壁垒、垄断特权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并且限制市场的政府方案。当然,这一切都声称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公众的利益”。

自由的敌人对民主社会的分裂和腐败的指责的根源恰恰是为了各种干涉主义和福利方案而对政治民主过程的运用和滥用。但过去的问题不是出在民主上。问题是由于政治民主扩张到本应是个人自治和个人自主与自由市场的自愿的民主多元化的领域。

如果民主在21世纪扎根并且茁壮成长,它一定是以自由和有限的民主的形式存在。无限的民主意味着多数人和构成多数人的专门利益集团可以强暴个体的自由和主权,并且强制性地干涉市场中和平的、有利生产的自愿关系。

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应具备以下特征:

1、承认并尊重个人的公民自由,包括传统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自愿结社的自由。

2、承认并尊重个人的经济自由——对不动产和个人其它财产的权利,以及所有者自由使用和支配其财产的权利,只要财产的使用和支配与承认和尊重社会所有其它个人同样的平等的权利并行不悖。

3、所有生产资料私有。私人所有者,不论个人还是公司法人,控制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

4、消费需求决定生产资料如何被使用,供应和需求的竞争决定消费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生产要素的价格。

5、市场的自由不限于国内交易,还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自由。

6、货币体系建立在由市场决定的商品(例如黄金或白银)的基础上,银行体系是私有的和竞争的,不由政府控制或管制。或者,如果一个中央银行负责货币体系,它在货币发行中受到一系列严密规则的严格限制,以防止通货膨胀和为了特定的利益集团的目的成为政治手段。

7、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和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法律明确届定并严格保障私有财产权。

这些基本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20世纪进入集权的集体主义,侵略性的政治和经济的民族主义,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以及干涉性的福利国家之前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原则。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理想,21世纪将成为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伟大世纪。它将是宽容和个人尊严的世纪。它将是国内文明和国际和谐的世纪。它将是政治腐败、暴力和欺骗大大减少的世纪。21世纪真的能够成为这样的世纪吗?这将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取决于是否我们想要这样一个自由世界,是否愿意把它作为理想加以捍卫并且为实现它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



2002年4月30日发表


原题Liber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emocracy
by Richard M. Ebeling
[Posted April 30, 2002]

Richard Ebeling teaches economics at Hillsdale College and is an adjunct scholar of the Mises Institute. Send him MAIL. See his Mises.org Daily Articles Archive. This paper was originally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sponsored by Instituto de Estudos Empresariais (Institute for Entrepreneurial Studies) in Porto Alegre, Brazil, April 8-9,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