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想起公羊派大师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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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批判董仲舒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热衷的一项事业。很多人甚至将自己对儒家传统的不满全发泄在董仲舒身上，把他斥为千古的罪人。但是，这些批判董仲舒的人们有两个致命的欠缺。第一，他们对与董仲舒相关的历史资料了解很有限。因此，他们的批判常常局限于对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几个字儿。最多涉及所谓“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几句标语式的口号，用自己对“思想解放”的肤浅理解责骂他。第二，他们的学识大都不如董仲舒丰富、精深，所以常常停留在外行批判内行的水平上，缺乏思想、学术的价值。



公羊派

董仲舒是公羊派的大师。所以，说到董仲舒就不能不谈公羊派。公羊派是汉朝初年最重要的儒家学派，今文经学的代表，其代表著作是《春秋·公羊传》。周予同先生曾说，今文经学的功力在于阐发经典（特别是《春秋》）的大意微言，将这些经典首先看作思想著作。而古文经学则侧重于将经典当作历史资料。这仅仅说对了一部分，还没有搔到痒处。

读《公羊传》是个很艰难的功课。原因是其中的很多判断没有相应的基础知识与推论，对于不熟悉先秦历史、社会、政治制度的读者，有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轻率地批评《公羊传》穿凿附会，大言无实。如果我们肯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虚心地读一读这部书，就会发现，问题不在公羊派学者，而在于我们自己。《公羊传》大概有三个部分最引人注意。第一是判断《春秋》所记述的某件事情是否符合礼仪，从此推测《春秋》的作者（孔子）对此事的褒贬。这就是所谓的“笔削诸侯”。第二，判断《春秋》所记述的自然、农业事件是否为灾异、祥瑞，从此推测“天”对相应的君主的警告与奖励。第三，从道德的角度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



孔子的传人

这些都要求公羊派的学者对先秦的礼仪、天文、农业等等有丰富的知识、精深的理解。同时，他们都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断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高级的专业人才，同时是思想家，这正是我们今天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我们之所以读不懂《公羊传》，是因为我们的学识与他们差距太大，我们不象他们那样，对道德的批判与约束力有那样不可质疑的信心。

董仲舒正是公羊派最出色的学者与思想家，他全面地继承了公羊派知识与道德并重的传统，并努力将其化为社会政治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董仲舒是孔子儒学的真正传人。从《汉书·董仲舒传》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他这方面的努力。对与不很熟悉礼仪的汉武帝，他就主要从历史、思想、天伦的层次阐发；而自己在在家中、面对学生则严格地依照礼仪的规定生活。



“罢黜百家”与“天人感应”

董仲舒最为后世所病诟的莫过于他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对前人言论的理解与批评常常脱离历史背景，将很多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泛化为前人思想的全部。比如，孔子曾说“明不正则言不顺”，后人即认为孔子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必也先正乎名”。其实，孔子这些话有很具体的历史政治背景。他将要到卫国去做官，当时卫国的君臣互相亵戏对方的妻子，名分上很混乱，是造成其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孔子认为正名是纠正这个乱政的首要措施。在“罢黜百家”这件事上，我们也必须照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

汉朝初年，上承暴秦焚《诗》、《书》，毁《礼》、乐，杀儒生的余风，政治上主要任用刑名家与法家，而文、景二帝和窦太后都崇尚黄老。汉朝初年的黄老思想不同于战国，一味讲究“无为”，蔑视道德礼仪，并有权诈的色彩，而在朝的大官多是熟悉名法的刀笔吏。申、韩的法家思想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用时代的变迁否定基本道德价值存在的常规性与合理性，从而宣扬极端的道德虚无主义。他们要废除一切道德价值，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好恶（读Hao4Wu4）为好恶（读Hao3E4）。把君主的权威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服务于强权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法家的“法”并不是对一切人都平等的，对君主是绝不适用的。“法”只是用来维护君主的工具而已。那么，法家为什么要批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呢？法家真要搞平民主义么？当然不是！法家不仅礼不下庶人，而且也不下大夫。战国时君弱臣强，大夫的威信很高，权力很大，对君主常常造成威胁。为了压抑大臣，法家才要彻底废除封建，一切权力归君主。同时，君主也不受任何祖宗家法、道德伦理的约束，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意见、批评的声音。这才是法家的实质。

黄老对道德礼仪的蔑视加上法家极端的工具主义，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强权可以为所欲为的东西，而不必受任何的制约，严苛的法律用来压迫人民的不满与反抗。所以，后世一切崇尚强权的君主政治都喜欢谈法家。

董仲舒看穿了这种由黄老、刑名、法家混合而成的政治理念的黑暗之处，所以，他要用自己的学问、见识与技能力排黄老、申韩对政治的渗透，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继承先儒的传统，强调对政治、君主的约束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了先王之道——经历过考验的道德价值——和“天”对政治的监督。“天”对政治的监督是一个古老的思想，在周朝，它特别体现为“天”通过对人民生活的关照选择统治者，这就是所谓“革命”的概念。“革命”的本意不是推翻一个政权，而是“天”将统治的任务（命）从一个家族转（革）给另一个家族。



董仲舒政治理念的意义

董仲舒重新将“先王之道”、“天”等绝对价值置于现实政治之上，要求政治必须以此为目的，并受它们的检验与监督。此后中国两千年的政治理念开始于汉武帝、董仲舒。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功绩是难以用几句赞美的话来形容的。当然，“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理论受到了包括汉武帝本人的压制。因为君主只喜欢“祥瑞”，而喜欢“灾异”，只要标明“天”对自己政绩的奖励，不要看到“天”的警告，所以，这个理论渐渐式微了。但是，“先王之道”、“祖宗家法”等道德价值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保证了此后很多的朝代长治久安，不必分享暴秦短暂的命运。

到了宋、明两朝，陆、王心学打破了这个传统，将思想、价值变成个人修养、自我实现的途径，再一次把道德观念工具化，脱离了社会政治实践。明末大思想家顾严武曾严厉批评明朝的士风说：魏晋之空谈，谈佛老；今日之空谈，谈孔孟。这个流毒一直到今天，被崇尚“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津津乐道。

我总是劝人读《金瓶梅》。《金瓶梅》描写的是末世的历史，其中所反映出的道德理念与具体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非常说明明朝儒学的所造成的弊端。《春秋》是圣人的刑书，《金瓶梅》是小人的刑书。

我常常想，我们今天的时代就是缺乏公羊派、董仲舒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