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

“造神运动”的教训--为庆祝新中国五十华诞而作　　

　　题记：毛泽东同志既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之一，更是开创了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哲学思想、政治谋略、军事战略战术、经济文化和政权建设方略，乃至他的诗词书法，等等，都是中华历史上的宝贵遗产。

　　但是，由于狂热的造神运动，导致了亿万人对他的一切的一切都迷信崇拜，他自己也随之骄傲自满起来，认为自己一切的一切都绝对正确，都是为党为国为民的，其意气犹如封建帝王，愈来愈背离了真理与人民的利益，导致新中国建立后发生了一系列使党和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悲剧。新中国五十年虽已取得空前巨大成就，但如果没有这一系列悲剧的影响而及早实行改革，成就必会倍加辉煌。因此对这一惨痛教训，后人必须牢牢记取，使之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不再发生！ 　　早在抗日战争中就开始造神运动了

　　1957年，“反右”帷幕已拉开，我仍热心响应“共产党员应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在党内会议上提出反对“神化与特权”等论点。我认为对毛主席的神化和各级干部中已开始出现的特权现象，才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最最大的隐患，非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可比；若不下大力消除这些隐患而任其扩展蔓延，必将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 　　由此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撤销新华社记者职务，每月只拿28元生活费，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在那两年又八个月中，许多难友抛骨荒原，我也由炎夏光头赤脚的净重196斤，锐减为北国隆冬全部服装在内的毛重92斤，皮包骨地回到了北京。1964年，新华社的党组织又说我“坚持反动立场”，“向党展开新的进攻”，开除了我的公职，“劳动教养”两年，实际上我在监狱和劳改队被关了14年，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胡耀邦以准备“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概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我才于1978年国庆节后回到了新华社，并于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被彻底改正，恢复了党籍军籍和记者职务。

　　九死一生，重操旧业，有幸看到了过去少为人知的许多内部文件和越来越多的公开发表的反思文字，我才痛感1957年希望全党消除“神化与特权”完全是痴心妄想，因为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的神化，早就根深蒂固难容置喙了，若不是毛泽东已去世，对他的“神化”也许真会“万寿无疆”的。

　　如今人们都已知道，在使我们党发生历史性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常委分工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确立了毛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1936年，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为争取薄一波等61位同志迅速离开国民党监狱为革命大业发挥其才智，特向中央写了3个报告，拟让他们在狱方规定的那个“声明”上签个名；在中央几位决策人研究之后，就是张闻天以总书记的身份代表中央批复同意的。1937年7月开始全面抗战，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也是张闻天以党的总书记名义，通知全党：在国民党各级政府独裁的旧体制没有改变以前，共产党员不能参加政府任职，而只能参加各级抗敌后援会，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抗战工作。

　　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尽管陈云同志遵照共产国际的意见，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然而会议并未形成决议，也没把这一提议拿到随之召开的六中全会上讨论表决，因之在六中全会上仍由张闻天致开幕词，并作了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但是从此以后，历来为人谦逊的张闻天，就十分主动地把总书记的领导职权逐渐向毛泽东手中转移，并把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的地点挪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举行，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毛泽东作最后决断。1939年夏天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就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工作，到了1940年5月，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就完全由毛泽东主持了。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才正式形成了确立毛泽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决定。这个名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说，“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样的决定，无异于向全党宣布“少数服从多数”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在党中央，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主要都掌握在毛泽东个人手中。 　　同年7月，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年而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神圣的词。同年10月29日，由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的“基本口号”，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这似乎意味着毛泽东个人可以凌驾于全党之上。

　　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葭县（现为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虽然，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举行庄严隆重的党的会议时都齐声高唱的《国际歌》中早就明白无误地断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此前后，“毛主席万岁”也成了陕北和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任何集会和报纸刊物庆祝重大节日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口号。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更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而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并为后来大规模的狂热造神运动，确立了最权威的理论根据。于是，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的第38条，就只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而不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了。

　　从这些简略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就已成了不可逆转的定局。尽管毛泽东具有非常人可比的才智与胆识，领导全党同志同心协力地战胜了敌人，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他毕竟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神；在他的头脑中，也不无与“克己为善”相矛盾的消极因素。如此这般的“造神运动”及其相关的党的决定，促使这种消极因素极度膨胀并发生质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几乎由毛泽东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这一说，越来越背离了他本人曾经提出过的正确主张。

　　建国伊始，毛泽东就违背党的决议，放弃其《新民主主义论》

　　过来人都清楚，毛泽东在建国方略上最早的失误，就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丢弃了《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14日，他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说并在当月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全文刊发之后，曾受到全国各阶层有识之士的推崇，因为它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实情出发，科学地勾画了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蓝图：“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在谈到这个共和国的经济体制时，毛泽东写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至于农村，“这个共和国将采取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勾勒出这幅蓝图之后，毛泽东的结论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这样一幅新中国蓝图，显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描绘的。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写《共产党宣言》的前一个月，在其单独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接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都更明确地说，消灭私有制是个长过程，要经过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只有在人类社会过去世代（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才能构筑起社会主义大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于社会化大生产充分发展的时候，建立在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和全社会成员的文明觉悟程度空前提高了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扎扎实实地生根立足，才能不断地健康发展与完善，才能稳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否则就是空谈空想，就是乌托邦。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第八个小标题就是《驳‘左’倾空谈主义》。他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演说时，继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肯定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在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潜力。 　　根据这一精神，刘少奇于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25日在华北解放区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所作的《新中国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中心观点就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步骤。他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在刘少奇讲到“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时，毛泽东还特别在一旁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并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进一步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同时指定刘少奇就此草拟一个文件，提交七届二中全会上去讨论决定。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如期举行。全会不但吸收了刘少奇的上述主张，而且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是一个较长历史阶段内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9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中，也明确规定，新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所要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看了《共同纲领》的人都非常明白，新民主主义容许并存五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只有这五种经济共同发展，才会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一穷二白的国家很快面貌一新。

　　可是，三年恢复时期刚刚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在朝鲜战场中线进行艰苦的金城反击战，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了他曾指导和赞同过的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主张，说什么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不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而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1953年8月12日，他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从此，我们党内开始滋长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左”倾冒险情绪，不但把党的关于“确保私有”和“四大自由”的政策，不加分析地当作资本主义观念和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而且对农村合作化也开始贪多图大。1955年夏天，毛泽东批了邓子恢“小脚女人”并“反右倾”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左”倾冒进愈演愈烈。不久，全国农村就强行实现了所谓的“高级合作化”。1956年，又在全国实行了私营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并对城镇所有的私人手工业也实行了“合作化”。原打算实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远没有充分地完成其历史使命就短命地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种使当时许多人不可思议的行为，为紧接而来的表面上是更加极左盲动、实质上乃是个人独裁专制的路线开了先河。

　　党的“八大”后，他再次违背党的决议，坚持要拾起“斯大林这把刀子”。

　　这时，毛泽东所想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快马加鞭地建设他所想象的“社会主义”，赶到苏联前面去。万万没料到，1956年2月，就传来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关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酿成严重恶果的“秘密报告”，并立即在全世界引发了广泛的反共风潮。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或其代表人物关于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的议论，尤其值得思索思索。他们认为，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实质上乃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是党即国家的一党专政和个人集权至上所产生的严重官僚体制的产物。有些共产党人认为，斯大林建立的这种变了形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应有的性质，把整个党和国家机构变成了他个人的驯服工具，使他个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都成为绝对的裁决者……如此反对个人崇拜和搞个人迷信，也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上层一些搞过“造神运动”的人。 　　对此，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一切领域内的裁决者”的毛泽东，不能不往心里去。在表面上，他不能不表示应该接受斯大林的错误教训，在让陈伯达起草、他亲自修改补充、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文中，表示支持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此文说：“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们也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不仅如此，文章中还特别批评了斯大林“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关键性错误。 　　时隔20日，毛泽东在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演讲中也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选五卷267页）

　　同年8月30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中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实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选五卷297页）

　　1956年9月15日，党的八大隆重开幕，毛泽东致仅2400字的开幕词，全场竟鼓掌33次，其中“热烈鼓掌”14次、“长时间的热烈鼓掌”6次，全体起立两次。使许多代表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致词中语及苏联时，完全回避了斯大林的事，也不提“民主”二字，而只在最后说：“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为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牺牲……只要大家都提倡服从真理的精神，任何争论都有合理的结论，那么，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团结起来的理由呢？”这表明他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和反对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的问题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他似乎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将来也出现斯大林事件那样的严重恶果；另方面，又担心在自己的身后会不会也遭到“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否定？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担心的份量与日俱增。

　　当时，我们党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在内为数众多的同志，似乎都未能洞察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态。在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后，刘少奇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仍多次提到扩大党内民主和反对个人崇拜。在9月26日和27日大会闭幕的当天，全体代表相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新的党章总纲中只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不再是“七大”党章所说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与这种新精神相适应，总纲特别强调：“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行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教育自己和人民。鉴于党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更加需要向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更加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党内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和人民群众对党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 　　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为了反对个人崇拜，新党章第三十七条的最后一行写道：“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似乎在那时就考虑到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打算请毛泽东退居二线了。 　　《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针对斯大林“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荒谬论点而特别说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阶级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历史已充分证明，当时的制度并不先进)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的这些报告、决议和新党章的通过，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认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前景一片光辉灿烂，决不会重蹈斯大林的那种把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从而造成严重恶果的覆辙。 　　然而，与人们的美好愿望相反，毛泽东的那种不平衡心态负面的份量却在加重。恰巧，波兰和匈牙利接连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风潮。同年11月15日，在“八大”闭幕后才一个多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公开与“八大”决议拉开距离，为斯大林说起了好话。他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起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毛选五卷第321－322页）

　　这无异于向人们昭告：他老人家仍要拿起万万丢不得的“斯大林这把刀子”了！而常人看来“这把刀子”的最大特色，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主流不存在阶级斗争的时候，为了维护个人至上而消灭见解不合的同志等等，能够随心所欲地的制造“阶级斗争”，而且“社会主义事业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在前苏联，按照这种荒谬的逻辑办事，且不说因经济政策连连失误而饿死几百万人，仅因政治迫害而遭殃的人，就占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参加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996人被捕，其中被杀的有1108人；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近80人被捕被杀。

　　毛泽东拾起“这把刀子”的第一着，就是对抗“八大”反对个人至上的决议，于1957年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打击迫害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有人说，这是因为提的意见太过火，才迫使毛泽东把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捩转为反右派斗争。

　　然而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早有预谋的。

　　1957年1月18日和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中，毛泽东就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选五卷334页）“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毛选五卷350页）“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选五卷355页）

　　只隔一个月，即同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向到会的各界人士1800多人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时，虽然说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话，但也强调说“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毛选五卷375页），“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毛选五卷390页）

　　又时隔仅一周，即3月6日，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也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并表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毛选五卷417页）

　　所以，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全党进行整风的动员令，号召全国上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完全可以断定，是毛泽东要“引蛇出洞”的“主动采取措施”。当被蒙在鼓里的人们帮助党整风而开始出现鸣放高潮、全国各报踊跃刊登鸣放意见时，中共中央于5月14日发出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这些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

　　第二天，毛泽东自己又写了专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立即把“右倾”升格为“右派”。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上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毛选五卷425页）

　　这就是说，尽管这些人是在拥护和爱护党和政府的前提下，提了些批评或比较尖锐的意见，也“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第三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20日，中共中央再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各地党报“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

　　所有这些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后发布的党内文件，把毛泽东在1月到3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最高国务会议、全国宣传会议和外出巡视时讲话中的有关意图，水落石出地具体化了。待大批“鱼儿”上钩，人民日报于6月8日突然登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指示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们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毛选五卷432－433页）

　　这样，本来有利于克服执政党内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并对社会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发展等方面提出中肯批评建议的全国整风鸣放形势，便急转直下，变成了所谓“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于是党内外的“右派”越抓越多。到了1957年10月党的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又恢复了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就公然改变了一年前党的八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大谈“阶级斗争”。他在这次全会发表的《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毛选五卷475页）

　　这样，他一个人就把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的全党1073万党员通过的“八大”政治决议中最最重要的论点给完全推翻了。被打成“右派”的人多达55万，没被扣上“右派”帽子也随着“处理右派”大潮而遭难的人也多达十余万，另有许多人被列为“中右”即“准右派”；劳教的劳教，流放的流放，即便少数留在机关学校厂矿等单位的，也都被当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无人敢理。因是这些人的亲属朋友而受到不同程度牵连的，则无法计算。

　　从此，全党全国迅速向深不可测的低谷跌落下去。有人说，“反右运动”造成的最深重也最难治愈的创伤，不仅仅是祸及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最根本的是“以言治罪”和“以思想治罪”造成了举国万马齐喑、世情冷漠，导致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对党的热爱、对领袖的崇敬和人与人之间坦诚关怀等等的失落。要治愈这种心灵上的创伤，远比治愈肉体的创伤艰巨，没有几代人的孜孜奋斗，恐怕是很难康复的。这表明伟大的伏尔泰早在200多年前所倡导的“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宽容民主精神，并没能与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从封建的梦魇中幡然醒悟。

　　“超英赶美”“大跃进”，使全国人民陷入空前大饥饿

　　“反右派斗争”的“辉煌胜利”，为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拉开了序幕。毛泽东自信，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完全有可能比“十月革命”的故乡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

　　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时这样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些？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毛选五卷473页）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毛选五卷474页）

　　这里说的“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是指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做《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报告时表示的反冒进的话。周恩来说：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和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 “我们认为可以放慢一点”。周恩来还提出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他的答案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

　　当时，毛泽东就不同意这种估计。在当年11月15日二中全会结束的那一天，他反驳说：

　　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毛选五卷314页）

　　现在事隔近年，“反右派”高潮刚过，毛泽东趁“右”的势力已被完全压制和自己“神”的地位有所加强时就老帐重提，虽说“请大家研究”，但谁还敢说个“不”字？于是，“多快好省”这个基调就这么定了下来。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出乎人们意外的是，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竟然又一次违背“八大”政治决议的精神，强调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他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这个讲话，尽管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八大”的反个人崇拜的政治决议严重相悖，但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却在会上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为这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对此，无人敢于提出异议，对毛泽东的一思一言更无人敢说一个“不”字！本来，自1958年1月党中央的南宁会议起，毛泽东的讲话似乎就等于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而从成都会议后，他的讲话就不只是“似乎”、“等于”，而就是政治局的决议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举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除一千多名正式代表与候补代表外，还有一些省市委、地委、县委、大城市区委、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军队负责干部列席。毛泽东在会上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会议一致同意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25日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即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柯庆施等3人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就为全国性的“大跃进”做好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些习惯于跟风跑、说大话、好大喜功、不顾老百姓死活疾苦的人，就纷纷迅速登场，竞相“献艺”。确定这个“总路线”才20来天，即6月18日，吴冷西为社长的新华社就报道，全国地方冶金会议决定在一年之内建成200座小型高炉，钢产量猛增1000万吨。7月8日，吴冷西兼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就报道湖南邵阳县和桃源县、湖北公安县、福建安溪县的部分农业社办起了公共食堂。7月11日，新华社又报道说，各地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粮食丰产纪录的生产能手与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北京举行经验交流会议，争取1959年棉粮亩产分别达到2000斤和20000斤。7月31日，新华社报道湖北长风农业社亩产早稻15361斤；8月9日，又报道安徽高丰社试验田亩产早稻16227斤；8月12日，又报道湖北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了亩产早稻36956斤的“天下第一田”……

　　在这种“十分喜人”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当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同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对大炼钢铁不力者还内定了六条纪律处分：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会议公报说：中国东方的地平线上已出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本来，在1956年8月30日“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选五卷297页）；可是到了这会儿，他却不作任何试验实践，仅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不实报道和虚夸汇报，就要一风吹地大搞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要“跃进”到共产主义了！

　　于是，在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指导下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大炼钢铁”、“请钢铁元帅升帐”、“大搞人民公社”、“大办共产主义大食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一天等于二十年，敢想敢干天开花”、“超英赶美寻常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之类的口号声震天响。

　　在这种“气壮山河”的口号声和天上突然纷纷掉烙饼的渴望中，“粮食高产卫星”就满天飞了--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就先后报道福建英湖社亩产花生13241斤、河南火箭一社试验田亩产玉米12875斤、甘肃新光社亩产油菜籽6051斤与和平社亩产马铃薯106378斤、山西大同永丰社亩产筱麦1002斤、安徽红星一社亩产大麻2016斤、江西秋口乡亩产绿茶1412斤、湖北五星七社稻鱼兼作各千斤、河南焦作新店社亩产西红柿45660斤、湖北长寿社亩产中稻43869斤，等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飞出了更大的“卫星”：广东田北社一亩中稻60437斤，山东光明社一亩玉米27312斤……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巡视了“喜讯”频传的大江南北。

　　正在他巡视过程中的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卫星公社一亩一分中稻61584斤2两，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稻谷82525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一亩零七厘五的高产田收干谷140217斤4两；另报道广西的一个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他回到北京的当天，又有报道说当日全国产钢5.8万吨、产铁29万吨，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第二天，新华社报道说，我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参加公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0.4％……毛泽东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人民群众干劲很大，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

　　为了响应人民领袖的号召，科学泰斗钱学森发表文章说，根据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如能对日照科学利用，亩产十万斤粮是不成问题的；文豪郭沫若和文学理论权威周扬，运用他们的想像力，编出了《红旗歌谣》--“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着太阳吸袋烟” ……

　　跟着，“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湖南浏阳红专公社的一块地，亩产红薯567570斤，似乎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眼看就要实现了。10月9日人民日报的消息说，安徽响山社最早实行了供给制，挖掉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架起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阶梯。同月13日，该报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破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并加了予以肯定的编者按语，随之开展了关于大破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第二天，该报报道说，全国半数耕地即10亿亩已实现水利化，占全世界灌溉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对如此旷古奇闻的笑话、神话与谎话，毛泽东居然深信这是在他的英明领导下的意气风发的人民创造出的奇迹，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为此，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专家立下了“攻关”的课题。赫鲁晓夫来北京，毛泽东请他吃饭时也顺便问他，苏联有没有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这位客人不无讥讽地回答说：苏联还没有过这种经验。后来有报道说，还是毛泽东自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全国农田1/3种粮，1/3轮休，1/3栽树辟花园。

　　这样的“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导致了何等后果？

　　全国农村几千万青壮劳力上山大砍树木，大炼钢铁，城市中的机关学校及厂矿也都遍立土高炉，新华社的球场上也有数百人日夜围着土高炉转，连年逾古稀的宋庆龄副主席也在她的住处小花园内砌了一座炼钢炉参加炼钢。机关、街道、农村没有铁矿石，就把完好的铁锅、铁锁、菜刀、剪刀、火钳、火铲甚至大铁栅栏门，砸成碎条条碎块块往土高炉里放；没有燃料，有的就拆下木门木窗当焦炭使。结果，“炼”出来的往往都是连生铁都不如的硬疙瘩。可是当年12月19日很多报纸都大登特登：我国今年到今日为止已产钢1073万吨，党的1070万吨钢的伟大号召已胜利实现，一年时间钢产量翻一番，是世界钢铁史上的光辉一页。

　　然而，这样的“全面跃进”和“钢铁挂帅”，却形成了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由于几千万青壮劳力都忙于“请钢铁元帅升帐”去了，比正常年景确实风调雨顺因而获得丰产的庄稼，多数只靠老老少少去力不从心地慢慢收打，很多粮食、土豆、番茄被撒在地里、烂在地里，丰收成了歉收。当年根据下面的谎言虚报向国内外正式公布的产粮数是7500亿斤，多少年后查实的数字居然不到4000亿斤，浮夸了约一倍。但一个又一个的“高产卫星”早吹上天了，根据上报的虚夸数字制定的征购高指标已层层下达，而“共产主义大食堂”和“大炼钢铁”又一度放开肚皮吃，几乎把大多数实收的粮食全上交都难以完成征购指标。许多品质恶劣和善于跟风跑、说假话、好大喜功的干部，为了证明自己上报的“卫星产量”是“实打实”的，另有些干部仅仅为了不被“拔白旗”，就到各个社员家庭翻箱倒柜，把农民们积存的粮食也几乎搜刮一净。1959年春节前后，全国各地就已暴露出口粮不足，许多人处于浮肿和半饥饿状态。但在2月22日--即农历正月十五，中南海的人们欢度元宵节的时候，中共中央还发出由毛泽东草拟的批转广东“反瞒产私分”的文件，全国立即开展“反瞒产”运动，更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苦难。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深信当年产粮7500亿斤，没有放弃“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口号，从而也不可能扭转已在全党全国形成的那种生怕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大帽子而说大话“力争上游”的风潮。1959年1月4日新华社就报道说，我国1958年产煤27020万吨，是超过英国的第一个胜利。2月12日人民日报仍发表这样的社论：《为1800万吨钢而奋斗》。4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表公报说：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5％。4月18日至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

　　然而，当北京热热闹闹地欢度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游行，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广场夜空五彩缤纷的礼花飞舞时，农村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已开始饥肠辘辘，连 “瓜菜代”也难以维持，每天都有人成为饿殍；城市中的食品和铁锅、铁铲、剪刀、菜刀、门锁与肥皂等日用品的供应也日趋短缺。在河南省鲁山等县农村考察实情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声斥徒有其名的“供给制”和“大食堂”是“叫花子共产主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

　　为了纠正造成此等险象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1959年7月2日，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的议题是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毛泽东定调“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态并不这么乐观。有材料反映，很多省市的中层干部认为：“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粮食、副食供应紧张，就是根本没有“大跃进”的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强台风刮进去的”；“公社是空架子，是金字招牌”，“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三面红旗”违反了客观必然性，“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成了盲目发展，冒进了”。 　　这样，不少与会者在小组发言或私下交谈中，也大体反映出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和自己相类似的见解，希望党中央能够迅速消除这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面。如此自由漫谈，畅抒己见，人们称为“神仙会”。

　　可是，柯庆施、康生之流却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他们对自己在1958年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打着保卫“总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旗号，要将“神仙会”变成“护神会”。于是，会上突然出现了某种并无文字规定或领导明言的压力，加上“反右”的阴影，使得一些人甚怕某句话说得不妥当或太尖锐而遭遇不测，因此名义上是响应“成绩说够，缺点说透”的号召，但真正说到缺点时，只能蜻蜓点水，到皮不到肉。 　　一贯艰苦朴素、关心人民疾苦的彭德怀元帅，面对会场上的这种消极气氛，心里有点憋得慌，觉得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海瑞。尽管他在西北小组会上已作过7次发言，甚至已谈到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而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并且他还特别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但比起下面的实情来，他仍觉得言犹未尽。他觉得，如果那些“左”的东西得不到纠正，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果在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也许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请毛主席出面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得到纠正。于是他决心给毛主席写一封只供主席个人参考的信。

　　这封信写得很委婉，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列举了工农业增长数字与速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建项目过多过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社化中的问题，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虽多办了一些小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至于“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其中有这样一些字句：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这封信于7月14日下午呈送毛泽东。

　　应该说，无论动机与内容，此信是无可指责的，何况他也检讨了自己。

　　但是，毛泽东却对彭德怀在中央会议上直言批评“缺乏民主、个人崇拜”等等耿耿于怀，遂把这封供他个人参考的信，于7月16日标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决定延长会期，把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林彪、彭真、黄克诚等人也召上了庐山。

　　这时大家还不理解毛泽东让大伙讨论彭总的信是何用意，更没想到这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6天的讨论中，大多数同志都赞同彭总的一些看法，还说了许多相似的事例。就是在华东组，也只有柯庆施等个别人阴阳怪气地说，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同群众的关系也不像有些人谈的，紧张得那么了不得。但接下来，也许由于毛泽东召集各大区负责人开小会得了风气之先，柯庆施等人再在小组会上讨论彭总的信时，就突然声色俱厉地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 　　这时会上又突然传言，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中央书记处的半数成员都被拉过去了，还说彭老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

　　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他虽然同意会上印发的《议定纪录》草案所说，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但他认为不能以说到此处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找原因。他说；

　　“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大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言也和彭老总的那封信一样，表明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要求。但是，他们都被其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严重挑战。7月23日早晨，大家突然接到大会通知，听毛主席讲话。根据李锐同志的记录，这次带有家长风度的毛主席一上来就没好气。他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他说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说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去年（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山查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3个月30多万人。听说（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其中多是县、社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在大讲了一通有关“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又批“有失有得”的说法。他说把“失”放在前面，那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他说这些“右起来的”人重复了1956下半年和1957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

　　他说关于要快这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

　　人们一听就明白，这一席讲话，主要是对准彭老总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与“有失有得”的字眼来的，甚至认定把“失”放在前面也是别有用心的，而不问写信的动机与信的整个精神。同时，毛泽东还说，他青少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他现在也不放弃。谈到责任问题时，他说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在我。我要搞1070万吨，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很多人认为，彭老总泛指1958年的“大跃进”等等的急躁冒进，是有些人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过是形容、比喻而已，何罪之有？再说，一位同志在一篇文字、一席讲话中就算有个别字眼不那么妥帖，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么？如果说，个别词语不妥就是犯了天条，那么毛泽东在以上讲话中说马克思也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又该当何论？

　　何况，说党内一些人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发明权，并非彭老总而恰恰就是毛泽东。1953年8月12日，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说：“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毛选五卷91页）他当年这样说，全党没有任何一位同志有过异议，而彭老总时隔6年借用一下就成了罪过，显然是因为这次触及到了“神”的面子和尊严。

　　所以，他叫大伙“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并宣布散会而去睡觉之后，聆听讲话的很多人好像挨了晴天霹雳，不知所措。从此，本来想在某种程度上纠“左”的庐山会议，立刻转化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7月26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对事也要对人”；而不再是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对事不对人”，于是批判的语调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上纲上线，其高度令人不寒而栗。

　　7月31日和8月1日，在彭真、彭德怀等人列席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对着彭老总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在又一次讲话中，他竟把彭老总的问题提高到“敌对”的程度：“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操够”。

　　在这次常委会上，林彪也讲了话并在毛主席讲话时多次插话。他声色俱厉地斥责彭老总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旧军阀”，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8月2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讲话说，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

　　8月4日晚，林彪向晚上山的人传达常委会的情况，主旨是说彭德怀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说彭德怀的信埋伏着修改总路线、动摇总路线、推翻总路线的观点，彭所说要提倡勇敢说话，就是要提倡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精神，并把他在常委会上当面对彭老总的责骂--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非常嚣张，野心很大，总想作一个大英雄、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百世，等等，重复了一遍。

　　这个所谓的通气会，林彪在约两个小时的讲话中，没有称呼一声“彭德怀同志”，而全部以“他”字代替。

　　按照毛泽东和林彪的调子，各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批判的内容远不止彭总的那封信，而是任意引发延伸开去：一方面，“清算”他们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所谓“路线错误”；另方面，严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和揭发批判前期会议发表过同意彭总言论的人。这正像孔老夫子早说过的那样：“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即善于逢迎谄媚），友善柔，友便佞（即善以言辞取媚于人），损矣。”毛泽东恰恰很欣赏这“损者三友”和违心认错，使党内高层的民主生活和原则空气又一次遭到严重的破坏。 　　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当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异常紧张。毛泽东亲自念完这个决议后，问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人应声，也没让大家举手，就宣布通过了。当时许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人，似乎都还受到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树立和维护革命领袖的权威，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紧跟党的领袖才能保持党的团结。”于是大家都“顾全大局”，只好随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了。

　　大获全胜的毛泽东跟着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要彭黄张周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8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还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林彪也在这次会议上被定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意味深长的是，刘少奇在讲话中似乎忘了他三年前在“八大”一次会议做的政治报告中赞扬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崇拜的内涵，而大谈反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他居然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他还说：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这样的讲话，无异于为中国的进一步造神运动增加了热度，也为他本人后来的大不幸埋下了隐根。

　　在越纠越“左”的灾难中，全国饿死几千万人，超过了八年抗战的死难人数

　　庐山会议后，全党不但停止了纠“左”，而且立即展开了一场不亚于“反右派”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在全国继续进行经济上的持续“跃进”，给“左”倾狂热火上浇油。“阶级斗争”也随之升了级--全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多达三百几十万人，超过1957年“右派分子”总数的五、六倍之多，这又一次扼杀全党和全国民主生活的结果是，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使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

　　完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吹牛说大话、蒙骗全国与全世界的所谓“向世界宣战”的新闻连连飞出。8月28日--庐山会后第十二天，新华社就吹牛说，全国人民公社健全发展，稳如泰山，24000多个公社全部巩固，参加公社的农户达12000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99％以上，不久，广西日报仍然发表该报记者与新华社记者的报道，说什么又出现了亩产13万斤粮的“高产卫星”。这些都想“证明”人民公社有着无穷而强大的生命力。

　　但10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号召继续发动群众掀起更大高潮，迅速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这表明农民手头的粮食已经很少了，收购任务很难完成了。12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马村公社社员高保先和徐冠卿，创造的从玉米穗包皮中提取淀粉已成功。这说明农民们已无粮果腹，只得从谷皮、包米穗皮上榨出些“油水”来维持生命了。据后来查明，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产的4000亿斤少了600亿斤，仅为一再向下调整的产粮计划的62％；但根据下面灾难性的浮夸虚报产量而确定的收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14.7％，这就使已陷入饥饿的全国农民雪上加霜。然而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在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中，仍说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里，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不再说“三年超英”了），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1月7日--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仍然估计，1960年将比1959年更好的大跃进，仍然制定计划产钢1840万吨的高指标，并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

　　这种完全脱离实际、不顾人民死活的胡思狂想，使得1960年的农业继续减产，工农业总产值比已经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了12.6％，其中粮食减产530亿斤，即总产降至2870亿斤，轻工业总产值也比上年进一步下降了。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连北京在内的许多大城市就已挖空了粮食库存，全国实行口粮低标准和“瓜菜代”，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浮肿者普遍可见。就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表扬过的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山查岈山公社--全国第一个公社、放过许多“高产卫星”的先进公社，也难得吃口好饭了。同样被他在庐山会议上表扬过的河北保定地区徐水县--就是要在全国首先实行共产主义的模范县，第一书记张国忠也被逮捕了，说他欺骗了毛主席。

　　然而对中央的迅速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的号召，谁敢懈怠？吹牛说大话、谎报产量图虚名升官捞权的无耻之徒们，固然要施展其全身解数，就是没干过那些害民误国勾当的党员干部为保自身不被拔“白旗”、打“右倾”，也只好去尽量搜刮农民家里的少得可怜的口粮了。

　　在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一百多天没下雨，除了地区专员、地委副书记张树藩一人外，地委书记路宪文和其他7名地委常委都说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是比56亿斤的1958年还要丰收的特大丰收年，仍要征购16亿斤，而真实产量只有20亿斤。所以秋收刚完，很多所谓的“共产主义大食堂”就断炊了，社员们只得偷偷地在家煮红薯叶和野菜度命。干部们发现了，就把他们的锅碗砸碎，迫使许多人只得逃荒要饭。地委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在各地路口设岗阻拦，并认为社员们将“特大丰收”的粮食隐藏起来而“反征购”，遂在全地区开展“反瞒产”运动。许多群众向河南省委写信诉苦，有的写信人被逮捕法办，是党员的被开除党籍。许多人因营养严重匮乏得了浮肿病去找医生治疗，医生们也不敢说这是饿出来的而只能说传上了“瘟疫”；有的医生说了真话，说“这病有两碗粥就能治好”，马上就被干部们扣上“恶意挑拨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的政治帽子而被逮捕。为了不让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实情，地委让各县邮局“把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扣压了12000多封信。一个村的党支部23名党员饿死了20人，侥幸活着的三位党员给省委写了封血书，偷偷地跑到许昌地区去邮寄，央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人民群众，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下，并下令查处。接着就在整个地区查找“隐瞒未报”的粮食，有些地方挖地三尺；实在查不到，就对群众捆绑吊打，施以种种酷刑。结果就是，山查岈山公社饿死四千多人，占全公社人口的十分之一；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约占全区人口四分之一；整个河南省饿死两百多万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上演的著名话剧《谎祸》，就历史地再现了信阳地区人民这种悲惨境地。 　　在甘肃省，在庐山会议上大批特批彭老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指挥下，也在全省展开了“反瞒产”运动。单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有文字档案记载的刑罚，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种，与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白公馆牢房里残害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的残忍程度几乎无二致。群众的点粒口粮被掳掠一空，导致全县27万人饿死或远逃他乡的达12万人。不但荒野饿殍被皮包骨头命在旦夕的人争相啖食，就是一个还能挑两小铁皮筒水的十岁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杀死下了锅，说是为救活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结果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一把细白骨之后，其母、其妹与其父也相继离开了人世。

　　在革命圣地陕北，1942年第一个唱起《东方红》而载入史册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乡佳县，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儿媳也四出逃荒乞讨。许多饿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社员实在没辙，一听说哪儿刚刚埋了死人，就纷纷去掘坟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来，打成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里去卖钱换粮，活一天是一天。 　　如果说，这毕竟是在经济滞后、地旷人稀的黄土高原地带，那么在长江沿岸人口稠密的鱼米之乡，也同遭这大不幸的恶运。比如苏北扬州地区宝应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根据地柳堡，就是著名电影《柳堡的故事》--几乎大家都会唱的“九九艳阳天”的那个柳堡，那个“风车转呀转”的美好境界，也饿死了414人，占当时全大队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死于日本强盗和蒋介石军队的屠刀和枪弹下的总人数。整个宝应县境内也新坟累累，哭声不绝于耳。

　　同样，在鱼米之乡的安徽省，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灾荒。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近年在《百年潮》发表的文章说：大灾荒时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三四百万，接近于人们传说的四百多万。

　　就是在得天独厚的首都北京，1961年秋冬之际，邓小平、彭真各指挥一个工作组，深入北京郊区怀柔县农村调查灾情，彭真小组下属的北京市公安局分组王金锐等人发现：所调查的几个村庄都有饿死人现象，平均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五。这个分组原计划按常规到农民家吃派饭，给粮票给钱，但目睹各农户男女老幼都黄瘦如枯槁，根本无米可炊，只好各自从原单位搬来炊事员和粮菜自炊。此情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也有所反映，成为“文革”打倒邓小平、彭真的“罪状”之一。

　　从1959年到1961年，神州大地究竟饿死和被折磨死了多少人，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

　　按说，既然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就应该向人民说真话、讲实情。可是，在“人民的大救星”的“英明”领导下，这一类事历来都是谜，人们只能私下众说纷纭。有的说死了三千多万，有的说死了四千多万，不亚于八年抗战死于日本侵略者枪弹、炮弹、炸弹和刺刀下的中国军民总数。就是按拨乱反正后官方的《中国人口年鉴》的“犹抱琵琶半掩面”的统计，1960年包括新出生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还减少了1100多万人，1961年又继续减少了348万多人。

　　其间，党内许多有识之士作了农村实地调查，证明1960、1961年间的农作物产量、农村人口、耕地面积、牲畜、肥料和口粮，等等，与公社化前的1957年相比，甚至与初级合作化前的1952年相比，均大幅度下降；农业生产力和实际生产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都下降到1952年以前；1960年的农村劳动力，少于刚建国的1949年。这充分说明，急冲冲地背弃了新民主主义而想一步登天的合作化、公社化和“大跃进”，实际上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大倒退，并导致数千万人民的大死亡！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强行集体化而造成的农业大衰退大饥荒中，饿死了五百万到八百万人，约占当时苏联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中国三年大饥荒中死了三千多万到四千万人，也相当于当时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真是旷古未有而又不谋而合的人间惨剧！

　　对这样一场千古大祸，不可能指望作为“首”的毛泽东会下“罪己诏”；其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公仆领袖们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站出来拍拍胸脯承担责任引咎谢罪！而多少年来，在我们称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时，有关负责人引咎辞职、向人民谢罪或被法办者屡有报道，如几年前韩国汉城汉江大桥坍塌就是一例。甚至于，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死伤众多，两名市政官员感到自己失职、对不起国家和人民而自杀。1999年8月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造成万余人死伤，土耳其报纸在指责政府时还引用了神户这两位官员的范例。应该说这些官员才真正是对国家与人民负责的。而我们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正相反，一些人却绞尽脑汁地掩盖真相蒙骗人民，连篇累牍地宣传说这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其中新华社在1960年12月28日发出的消息就说：我国农业生产遭受特大天灾，一半以上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灾害，其中三至四亿亩遭重灾。而根据20多年后的《中国统计年鉴·1984》所述，1959--1961恰恰是比较风调雨顺的三年，而粮食总产却由1958年的4000亿斤，依次锐减为3400亿斤、2870亿斤、2950亿斤。这更进一步证明，经过想一步登天、老子天下第一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大折腾，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到了极其严重的大破坏，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侥幸活命的人由于食不果腹、无力从事繁重的劳动和无力抗拒少量的天灾，才导致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大家更吃不饱饭，全国才也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刘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拍案而起，
　　但毛泽东很快又高高举起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刀子

　　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惨痛教训，该不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总结，以图复兴？按说完全应该。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这就是说，到了1961年，应该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也许由于“八大”之后这五年是个多事之秋，党内外积怨纷纷，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不利于党的最高领导，所以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会议扩大到全国县委第一书记以上及许多厂矿企业的党委负责人共约七千多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 　　在这济济一堂的大会上，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人们都还清晰地记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最后还是盛赞“三面红旗”和高度赞扬毛主席的领导绝对正确，并说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必要的，对把彭老总等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也是举了手的；但他毕竟还是既有党性又有人性的人，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倒退和人民群众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也不禁感到十分内疚，故在讲话中强调造成这种灾难性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时认为彭德怀等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批评建议、反映实情，不能被认为是反党。 　　周恩来在会上也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很显然，这样的讲话都是针对毛泽东主席而发的。所以，尽管1962年元旦，人民日报的头版通栏大标题仍是“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在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奋勇前进！”但到会的大多数人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这种启发带动下，终于能够面对现实讲真话，而冲破了所谓的“集中统一”的桎梏，纷纷指责这几年“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国家及全国人民造成的严重祸害，要求为历次运动中被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并有人提出给农民包产到户和经营副业的完全自由，以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力，切实克服大饥饿、大死亡的凄惨局面。 　　尽管林彪、柯庆施、康生等极少数“左”派人物又在会上施展了各种招数，为毛大力解围，但面对会上的群情激愤，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也不得不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当众进行了一点儿自我批评。他承认这些年“作了一些蠢事”，承认“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然而他话锋一转，又不无牢骚地用他的老话“劝告”那些“左”派人物说，对大家的批评“要硬着头皮顶住”，“让人把话说完，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说话，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遍游南北名山大川，自称“做了徐霞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请陈云出山，主持计划经济管理工作。不管毛泽东此刻的真实思想如何，七千人大会确实在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党内外有识之士也开始重新探讨从根本上铲除“左”倾毒素的途径。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将七千人大会没有涉及或尚未充分展开讨论的经济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尤其对经济困难局面作了充分估计。他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2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口号再度出现；各机关所办的学习班又开始各抒己见，有什么牢骚也可以发；农村中“包产到户”和“副业自由”等逐渐出现，对“右倾分子”和“右派”的平反甄别工作也着手进行了。

　　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不甘心于七千人大会后出现的宽松、民主、自由新气象的人们，只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沉默忍耐，就开始进行反击了。据近年杨明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的由来》、曹英的《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及其他有关文字的记载，在当年8月6日于北戴河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竟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撇开会议通知的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粮食问题、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国家支援农业这四个议题，大讲“阶级、形势、矛盾”问题，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矛盾，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首先提问：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他说：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 　　接着他问：对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样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他认为：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最后他问：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他自己解答说：一类是敌我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这么一说，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提的这三个问题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的。他们不得不迅速思考，也没有人敢于不认真地思考。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而且越讲针对性越明显。大家越听越感觉到，这矛头所向，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一股“黑暗风”，就是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是一股“单干风”，就是彭德怀等人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历史的行动是一股“翻案风”。这就使会议重点成了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原定议题成了无关紧要的配角。 　　经过北戴河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的这种“思想准备”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又正式就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了话。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现在起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同时，他再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9月29日，人民日报在最醒目的位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写入了毛泽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基本观点，指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从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不但响遍全国，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还加了一个“天天讲”，并且要坚决打退“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这样，毛泽东为了维护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轻而易举地再一次借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向前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化”的逻辑，把全党全国的有识之士又一次压了下去。虽然过去，他历次讲话都是以党为核心而未以个人为核心，比如1956年8月30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时说过，“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毛选五卷295页）；1957年5月25日，在中南海草坪上接见当天闭幕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时又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选五卷430页）但是现在，他要以他个人为核心了。这使得很多人陷入了深沉的愁思。

　　果然，1963年2月金日成来访，毛泽东就对他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那么回事……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譬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的。”

　　此刻，高岗、彭德怀都早被打倒了。这里说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是些谁，那还不明明白白么？1967年2月，刘少奇被打倒了，毛泽东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时，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提出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他并且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戌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好像中国真有人要搞政变，要夺他的至高无上的位置。

　　1964年11月，党中央就正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其他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居于“以生产为中心”之前，被看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可以压倒一切。这使党内外的有识之士无不十分焦虑地提着心：这是图谋清除庐山会议以后尤其七千人大会及其后所“暴露”出来的、对毛泽东的观点持异议者的强烈信号，一场摧残中华民族的更大的风暴必将来临……

　　的确，那个被定名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酝酿中！

　　为了维护“神”的绝对权威，不惜将全党全国推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很多人认定，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而它的谋划，在1964年11月正式发出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前后就开始了。

　　就在那年的11月底，毛泽东针对其本人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放指导“四清”运动的效果不明显，而刘少奇一指示却有许多干部雷厉风行的情况，在一次会上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在那年12月15日起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及运动如何进行，毛泽东与刘少奇又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断言：“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刘少奇则坚持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邀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欢聚在一起过他的71岁生日。在这样的宴席上，他竟然也指责刘少奇关于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使大家听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12月28日，针对前几天会上同刘少奇的争论及会前邓小平好意为他节省时间精力，请其不必出席一般的汇报会，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上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我要求要有言论自由。”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当晚，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又一次批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做法。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

　　1月5日，在继续进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刘少奇的观点，并严厉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中央最高层一些同志的猜忌、不满、不信任已达顶点。为消除这一触即发的危险迹象，时任中组部长的安子文受党内多数领导人之托，找刘少奇说：“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千万不能跟主席（再）发生矛盾；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刘少奇为维护党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接受了这个好心的劝告，在中央的一次生活会上作了检讨，一再无条件地表示退让和服从。可是毛泽东仍然说他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决心清除之并及其“余党”，不惜将全国再一次推向大动乱。

　　关于这次将全党全国推向灾难深渊的十年大动乱或十年浩劫，已有许多书籍和文章问世，本文只着重说明这几点：

　　这场浩劫，致造神运动登峰造极；

　　为了造神，对民族优秀文化和精英人才疯狂剿杀；

　　造神结果，既毁了国家民主法制和社会道德文明，又使物质文明徘徊不前，并扩大了腐败黑暗面，迫使亿万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

　　这场浩劫，致造神运动登峰造极

　　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大反彭德怀，林彪说了“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开始，他就一直高喊“紧跟、紧跟又紧跟”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人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进行批评、毛泽东也不得不暂作退让而检讨几句的时候，也是林彪首先跳出来为老人家解围，说什么“总路线”、“大跃进”等都是正确的，只是由于缺乏经验，死了一些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并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此后，每当毛泽东和他一起出面接见国内的一些人，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他都要“紧跟”讲两句：第一是“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第二是“我完全拥护”。有时共同接见外宾，他也是这样“紧跟”。如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和齐奥塞斯库来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恢复友好，毛泽东表示：要和好，苏方总该有个表示，先讲话，先作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由他们负。林彪赶紧在一旁说：“不，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九！”

　　正是在这1964年，他首先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语录》。在《语录》的《再版前言》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号召军队和全国人民大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辈子”。从此全国报刊就竞相刊登军队和地方机关集体和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和学习笔记、心得，“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实际工作之‘的’”。 　　“文革”序幕拉开和“文革”正式开场之后，林彪的表演更深得毛泽东的欢心。除在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大反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时不遗余力之外，他以中央副主席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指示全军突出政治，说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他给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立刻成了风行全国的口号。有人还据此编成全民皆唱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既然“万物生长靠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不落的太阳。那么，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的一切好人好事，就无不“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沈阳部队某部炮兵连战士刘英俊为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勇拦惊马而牺牲，解放军报为此特发表社论，其标题竟这么长：《学习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学习》。毛泽东与林彪批准授于解放军某部六连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给排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称号，解放军报的社论标题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是最大公》， 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爱民模范排’》。报道青年贺相魁扑灭山火而英勇负伤，人民日报也要牵强附会地做出这样的标题：《赴汤蹈火为人民--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贺相魁在扑灭山火和治伤期间的英雄事迹》。

　　总之，那时每天打开报纸，几乎都能看到如此这般的造神标题--《‘海上英雄艇’轮机兵麦贤得--毛泽东思想的钢铁战士》，《大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永远战斗在革命战线上--记双目失明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戴笃伯》，《纺织女工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心一意干革命》，《这里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李家庄团支部组织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杂技演员》，《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死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奋勇前进--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靠毛泽东思想打开了聋哑‘禁区’--记3016部队卫生科毛泽东思想医疗队在辽源聋哑学校治疗聋哑病的事迹》……。报道我海军航空兵击落击伤入侵我国领海领空的美国舰载攻击机各一架，也要说这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取得的胜利。甚至于人民日报发表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怀念董存瑞的文章，也要标为《听毛主席的话，不断革命，彻底革命》；南方一些省发现了煤炭资源，也说这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打破了‘江南无煤’的谬论，北煤南运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些文物，也说这是“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上海市水文地质工作者在控制地面沉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说这是“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

　　总之，那些年不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新华社或其他任何大小报刊，每报道任何一项工作成绩和某一事业成就或召开某一会议，几乎都要前加“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或“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类套话，不厌其烦其琐。

　　这种夸大其词的“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的过分作为，显然是与毛泽东原来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至理名言完全相悖的，也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践的。没有广大人民与千百万革命者舍生忘死的英勇奋斗，只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怎能打出一个新中国来？再说，这雄才大略也是在广大人民和千百万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的实践中，才得以逐渐形成的。因此，当人们读了1965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阎长林口述的回忆文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时，当年在彭德怀统率下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最终打败占领延安的胡宗南部队的一些老同志，就颇为不平地说：如果当时不是在胡宗南身边当上校秘书并深得胡宗南信任的我地下党员熊向晖及其他同志不断及时地传出机密情报，使毛主席他们对胡宗南各军师的行动甚至有时吃不上饭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哪能“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地把胡宗南赶出陕北？当然，他们当时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谁也不敢公开道个“不”字，以免与自己的老领导同遭厄运。 　　在这种极度神化和高压空气下，全国男女老少几乎无一例外地每天都要进行宗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手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有节奏地齐声山呼“衷心祝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为了向伟大领袖表衷心，全国亿万人纷纷跳起了“忠”字舞，“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接着又有人把这“三忠于”扩展为“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四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1967年11月，又出现了“大树特树”：“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人民日报等报头每天都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外，《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最高指示》，以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老三篇”等等大量出版发行。1967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当年出版《毛选》八千万部；《毛主席语录》三亿五千万册，《毛著选读》四千七百万册，诗词五千七百万册。1969年1月2日新华社报道：不到3年，《毛选》即出版1亿5千万部；后又报道说，毛主席著作与马列著作10年中发行48亿册，比“文革”前的17年增长17倍，全国各省市革委会向贫下中农、军烈属和城市“革命居民”免费赠送这些革命宝书，掀起了空前广泛的学毛著运动。

　　与此同步，赞颂毛泽东的歌曲日新月异：《毛主席著作闪金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万岁毛主席》，《太阳就是毛泽东》，《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见到了毛主席最幸福》，《值勤战士心向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工农兵永远爱读‘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好》等等，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响彻神州大地的还有为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谱写的各种歌曲。语录歌中有：《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分清敌友》，《造反有理》，《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等等。

　　为了适应中国的这种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在他们自己国家也习惯于造神的阿尔巴尼亚艺术团来华访问演出，也把毛泽东1961年11月初《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开头的一段话，谱成了《语录歌》，并用刚刚学会的那几句汉语领唱、齐唱、轮唱、大唱特唱--“‘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甚至于，毛泽东每说一句什么话，比如“要斗私批修”、“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革命委员会好”，等等，都被当作“最高最新指示”，首都机关、学校、厂矿企业都要带头结队上大街庆祝游行，哪怕是吃罢晚饭后才听到的，也要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地上街走一番，说是“贯彻宣传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把外国友人送给他的几个芒果，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也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热情赞扬和坚决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革命行动”；北京与外地无数支群众队伍抬着芒果大模型来回大游行，并高声呼喊“感谢毛主席深情关怀工农群众”、“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

　　与这些响彻大地的歌声和不分日夜的游行相适应，人人争相佩带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等语录章，家家户户张贴毛主席像；成套的“毛主席万岁”邮票广为发行；《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画册大量出版。甚至去商店购物或去邮局办事等等，都要先向柜台里面的售货员或服务人员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或“要斗私批修”或其他任何一句语录，对方也立即回应一句语录--就像基督徒、伊斯兰教徒或佛教徒们见面时，要说一声“主啊”、“真主啊”或“阿弥陀佛”一样--然后才能说购何物或办何事。如果去书店买一张毛泽东肖像，都不能说“买”而必须说“请”。如果一时心不在焉说漏了嘴，就可能惹来一个现场批斗会，说是“对伟大领袖不恭”，必须对着肖像“请罪”再三才能脱身。书店里如有更厉害的“三忠于”、“四无限”、“四不忘”的人，则会在你脱身之前对你拳脚交加，然后还要打电话给你所在单位，对你狠批狠斗。在批斗中如有积极捞取政治油水的人“揭发”你平时有过“消极不忠”言行，则可能给你扣上“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怕罪名，那就会像“林副统帅”所说的那样：“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不仅如此，争戴毛泽东像章也能争出“反革命”：单位来了一批像章，大小不一，轻重有异，而人人都想得到又大又重的，只好让大伙“抓阄”碰运气。有人抓到了最大最重最好的，别人恭喜他“真是好运气”，可他很谦逊，随口说了句俗话：“我这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这可就悲从喜来了！本人当年在山西劳改队中的一位难友的姐姐--太原一所中学的女教员，就为这句普普通通的口头语，立即被打成“别人不能重复那句恶毒语言”的“现行反革命”！

　　当时就有智者悄悄对人说：我们的民族太可悲了！优良传统与劣根性并存：既有人仁爱诚信、与人为善，也有人诡计多端、歹毒凶残，更多的人则奴性十足、愚昧至极--似乎一旦没有了皇帝就会天崩地裂！这个“瞎猫碰死耗子”式的“现行反革命”，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杀头大罪有何区别？！

　　可不是么？在新中国创建之初，有些农民分得土地过上了好日子，出于对毛主席的真诚崇拜与敬仰，把过去春节对贴在家里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改为“毛主席在此，平安无事”。一进入“文革”，不论农村与城镇，除了少数人仍保持这真诚而愚昧至极的崇拜与敬仰之外，更多的人则出于提心吊胆的恐惧，而不得不在“三忠于”、“四无限”、“四不忘”和“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声浪中随波逐流。至于腾飞于这种声浪之上去抢夺黄马褂的人，则另当别论。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们为取得毛泽东的更大欢心进而攫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极力把这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推向全世界。《‘五·一六’通知》后仅一个月，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社就鼓吹《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1967年1月11日，该报又登出通栏大标题：《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同年5月23日，北京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同年10月4日，报道毛泽东接见来自五大洲的各国朋友，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1968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37周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1962年9月18日给来访的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该报为此特发社论，标题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中国派出的使节、专家，首要任务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为实现这种“雄图大略”，还把大量的毛泽东著作推向全世界。1967年6月7日新华社报道说，已出版了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同年11月24日又报道：“文革”一年，我国已出版25种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1968年6月5日又报道：《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军事文选》和《毛主席语录》又有14种外文版出版发行……

　　为了造神，对民族优秀文化与国家精英人才疯狂剿杀

　　在这狂热崇拜和竭力歌颂声中，凡被认为无助于“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有碍于造神运动的文化人与作品，多被列为“牛鬼蛇神”与“毒草”而统统打倒。其中先后遭难的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哲学家杨献珍及其“合二为一”论，罪名是“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对抗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论”；著名作家赵树理及文学评论家邵荃麟等人及其“中间人物”论，罪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对抗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长、后担任北大教授的冯定及其哲学著作《平凡的真理》，罪名是“对抗毛泽东思想的唯心主义大杂烩”；著名作家、《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被骂成“戏剧界的祖师爷和反党分子”，剧本《谢瑶环》是“大毒草”，另一剧本《关汉卿》是“反党反革命”，“戏剧理论为封资修服务”；著名作家夏衍及其作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犯下了“反党罪行”，其《上海屋檐下》是“反共卖国剧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及其历史观“应当受到严厉批判”；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及其作品和音乐理论，均“反党反社会主义”；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文艺黑线总头目”，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阳翰笙是“周扬死党”，“必须剥开他的画皮”；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是“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著名作家秦牧、沙汀、王愿坚等人都“贩卖资产阶级货色”；著名画家黄胄则是“驴贩子”；原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齐燕铭是“封资修代表人物”；南京大学校长和校党委第一书记匡亚明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著名工农作家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碑”；著名记者、作家杜鹏程的长篇《保卫延安》是“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描写陶铸青年时代在厦门搞地下活动的《小城春秋》，也被说成是“美化盲动主义路线的破烂”；甚至在1936年就已作古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章太炎，也被拿出来批判，要从他的“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的思想演变，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至于“文革”前的优秀影片与戏剧，几乎都被列入批判打倒之内：影片《林家铺子》是“美化资产阶级”，《不夜城》是“歪曲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兵临城下》“违反毛泽东军事思想”，《抓壮丁》“同阶级斗争唱反调”，《舞台姐妹》是“三十年代电影的借尸还魂”，《红日》“效忠于阶级敌人”，《逆风千里》“为反革命复辟分子鸣锣开道”，《桃花扇》“是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两家人》是“大毒草”，《球迷》是“射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支毒箭，反党文艺黑藤结出的一颗毒瓜”，《怒潮》“为彭德怀翻案”，《革命家庭》“宣扬革命盲动主义和革命悲观主义”，《黑山阻击战》“诋毁人民战争”；《五更寒》是“反动影片”，连《战上海》和《东进序曲》也成了“诋毁人民战争的反动影片”……甚至于，对解放前的《丽人行》、《万家灯火》等影片也进行了批判，传统京剧《四郎探母》也成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叛徒哲学”，《三娘教子》是“教子读经的黑标本”……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人民日报接连重新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51年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4年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文革”前不久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更进一步地掀起了对古今各种文化名人和作品的批判高潮。

　　这样，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泱泱大国，又进入了一个禁书年代。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令民间禁藏《诗》、《书》、《礼》、《易》等经典，违令者满门抄斩，到满清入主中华大地后对汉族书籍中一切有碍满清统治的内容严加删削，甚至大兴文字狱--就是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也文字狱不绝如缕，那些毕竟是封建王朝“孤家寡人”的独裁专制特色；而我们是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人民最自由、最民主、最幸福的社会，恰恰又重蹈了封建王朝的那种野蛮残酷的文字狱等等的覆辙，全国人民能够阅读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几乎都被一扫而光。不甘于被强制愚昧的年轻人只能偷偷地、十分小心地阅读“除四旧”“除”出来的现当代各家的小说、诗歌、科普读物，以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作品。一旦被查出，少年儿童还可能被“贵手高抬”，若是成年人，就会被扣以“四旧分子”乃至“教唆犯”的大帽子，后果难料。这真是强把全国人民推向广阔无垠的文化荒漠。 　　在这文化荒漠中，人们能够公开欣赏的，几乎只有“文艺革命旗手江青同志”“挂帅”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红灯记》、《海港》，“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以及“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了。这当中，前八个节目被统称为“革命样板戏”，因此人们私下愤愤地说：“全国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 　　就这样，1970年2月1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吹捧江青的文章，其标题就是《革命样板戏鼓舞我们奋勇前进》。同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8周年，将反复上演过不知多少次的样板戏又一次全部轮流公演。由于人们早就看腻了，从1957年“反右”之后又一直没有增长过分文工资，绝大多数人再也舍不得把艰难度命的钱往水里扔，各单位为避免招来对“旗手”不恭的大难，只得花公款买票动员大伙儿去剧场为本单位装装“门面”。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关怀社会文明和人类进步，是一切心存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天性。可是，正当西方发达国家迅猛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文化、向信息高速公路大踏步迈进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却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唯卑贱者最聪明”。在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时候，他又说：“华佗念了几年书？李时珍念了几年书？念三年书就可以当医生。医生不要留在城市里！”正是由于这些“最高指示”，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著名报刊先后发表了《藐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文化阵地》、《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在使用中改造技术人员》等社论和文章。1971年4月15日至7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会议纪要，更说“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样，在知识分子中，除了“紧跟”而得宠飞黄腾达或甘当奴才驯服卖力者外，绝大多数都成了排在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不论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业，许多有真才实学和有实践真本领的，在人前人后都显得邋里邋遢灰溜溜的，连已对我国核武器试制成功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此时都去西单菜市场排队买菜，上身穿件破棉袄，腰间系一根草绳。 　　同样，正该向科学文化高峰作冲刺的数以千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在伟大领袖的“上山下乡”的口令下，纷纷去“大有作为的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人宣传队进大学领导大学，以实现“工人阶级占领一切上层建筑”，并说什么“工农兵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在这种没文化教育有文化、低文化领导高文化愚昧倒退的鼓噪声中，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都关闭了一些医院，连世界知名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也被“精简下放”了。其中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如呼吸道疾病防治高手罗慰慈先生，也被“下放”到大西北的山沟沟里，接受公社卫生院的“三红”卫生员领导。过去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瞧病的著名医学家张孝骞等人虽被留在协和，然而更遭罪：张孝骞被造反分子没日没夜地迫跪抽打批斗，打碎了眼镜片，额头血迹斑斑，又被迫令与全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刘士豪等人去楼道擦玻璃窗。他们都年老体弱、高度近视，突感天旋地转、景物模糊，刘士豪没能一把抓紧窗扇把手，从梯子上扑通一声摔了下来，直跌得内脏出血并跌伤了腿骨，躺了很久才能勉强拄着拐杖缓步。给党和国家几乎所有的领导人看过病的国内外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改革开放后是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虽然没有遭受多少皮肉之苦，但也被迫与刚出茅庐的小伙子大姑娘们一样“包片一对红”地成了“住院大夫”：为病人打饭、理床、送药、打点滴、擦地板、扫厕所、端屎端尿，送病人去X光室，推死人去太平间。

　　上海的一些文化人被组成“牛鬼蛇神队”，去郊区工厂劳动改造。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著名文化人傅东华也身在“劳改”之列。他们夜晚回家，全被“勒令”乘电车时不得入座，而只能伸手够着横拉杆一直站着；尽管夜晚乘车人少，很多座位空着，他们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地死撑苦站着--“不知地狱里的青面獠牙们对新来的鬼有没有这种‘勒令’”，其中有人在内心里这样嘀咕着。

　　在对古今优秀文化的这种大围剿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对社会和历史作出过杰出奉献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各界专家名士的残酷迫害，使之遗恨无穷地走上了人生绝途。

　　在1966年4月16日至5月14日这一月之中，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高炬、何明、姚文元、林杰等人的文章，猛烈批判并诋毁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猛攻与邓拓关系密切的《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大骂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黑线”，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在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当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辱骂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是一个叛徒”。这位秉性刚正，1930年18岁入党的老党员，在5月17日夜晚悲愤地写了《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于18日凌晨服毒身亡，成为那段黑暗岁月的第一位以死抗争的殉道者，终年仅54岁。

　　5月23日，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杀了！他1948年8月担任毛的秘书，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由于多年的亲闻目睹，他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出尔反尔、理论脱离实际等作风实在看不惯，为此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就受到冲击，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及当年秋天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更遭到毛泽东的猜忌与冷落，严厉地批评他的“包产到户”建议与活动，还声斥“田家英把持政研室”。1966年5月22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人到中南海“勒令”他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便悬梁而死，终年仅44岁！

　　跟着，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也是因为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参加田家英率领的湖南调查组，积极反映湖南农村在三年大饥荒大死亡的实情，受到毛的冷落，“文革”一来就遭到猛批猛斗而愤然自戕。

　　接着，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被中宣部造反派批斗时，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特地跑来参加批斗，胡说姚溱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姚溱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诽谤与污辱，当晚悬梁自尽。

　　6月20日，历史学家李平心自杀。这位190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学者，1946年39岁时与马叙伦、许广平等著名人士筹组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颇有建树，“文革”前夕即遭围攻与迫害，运动开始后自杀身亡。

　　8月24日，国内外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因不堪批斗迫害，极为悲愤地投入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的太平湖自溺而亡。

　　同日，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陈笑雨--笔名马铁丁，因不甘屈辱于残酷批斗，投入卢沟桥附近的永定河段自尽。

　　9月3日，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自缢身亡。他是著名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学生，1927年16岁时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期相继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和《考古通讯》杂志副总编辑，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并有颇多创先之作。

　　9月11日晚，著名京剧、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自杀身亡。她是京剧大师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文革”开始后，迭遭批斗殴打，精神肉体均受到深巨伤害，自杀前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终年47岁。

　　刘盼遂，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受教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70岁自杀身亡。

　　叶以群，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身亡。

　　闫红彦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于1967年1月8日凌晨服安眠药身亡。死前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终年58岁。

　　李立三，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1967年夏天，在两个月中遭受14次残酷批斗殴打之后，于6月22日晚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了“致主席”书，终年68岁。

　　陈琏，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之女。1939年20岁时背弃其名门贵族之家而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不然她为什么要离开那样富贵的家庭而参加穷苦人的共产党？”1967年11月19日，她从11层楼上跳楼自杀，终年才48岁。

　　赵慧深，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雷雨》中成功饰演蘩漪而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屡遭批斗，又因曾在解放前的电影《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与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终年56岁。

　　罗广斌，毕业于西南联大，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写了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红岩》，“文革”伊始就受到残酷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时仅43岁。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而闻名天下。“文革”一开始就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肚子里还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而屡遭批斗，于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年仅37岁，死后还被剖尸检查那无中生有的“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容国团，著名乒乓球高手。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为祖国赢得了美誉，“文革”中却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和“‘三名三高’的尖子”受到了批斗。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对国家体委领导人贺龙元帅和荣高棠的侮辱人格的批斗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而死，年仅31岁！

　　著名作家杨朔，抗日战争初期就是八路军总部派往晋察冀战场的记者和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写过《荔枝蜜》等传世范文。“文革”开始后，他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他要求上书毛主席和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严厉拒绝，在绝望中于当年8月3日服安眠药自杀，年59岁。

　　以所谓“党天下”被定为“右派”的储安平，解放前主持《观察》杂志，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丧权辱国作过猛烈抨击，解放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57年被定为“右派”后，“文革”中再次成为被折磨的对象，造反分子们对他任意打骂与人身侮辱无所不用其极。他不忍屈辱，于1968年8月投河自尽，年59岁。

　　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译等身。他在1957年3月应邀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录音，兴奋地对人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是千古一人。”但在紧接着的“反右派”运动中却被打成“右派”。1968年8月30日开始，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又被揪到大门口站长凳戴高帽批斗，遭人格凌辱；9月3日，夫妇双双自缢而亡。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维吾尔族，有《中国史纲》等18部大著行世。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越南胡志明主席在广西边境落入国民党军警之手，他遵照身在重庆的周恩来的密示，通过冯玉祥与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游说，将胡志明营救出狱。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革”中横遭批斗，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曾在解放前的《乌鸦与麻雀》和解放后的《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因不堪迫害于1968年跳楼自杀，时年48岁。

　　著名作家周瘦鹃，解放前曾主编《申报·自由谈》和《礼拜六》等，发表过鲁迅先生的许多文章，自己也有长篇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井自杀。

　　著名作家李广田，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书，“文革”中惨遭迫害，于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被毛泽东选作“文革”第一个突破口、被姚文元们连篇累牍地批判而遭到残酷批斗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解放前28岁时就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响应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陆续写出《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作品，没想到这却被毛泽东认作是为彭德怀翻案而遭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终年60岁！

　　著名电影艺术家顾而已，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和《天仙配》等影片，因30年代与当时艺名为蓝萍的江青有过交往，了解江青那一段丑恶历史，在“文革”中就备受迫害，于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的门梁上自缢身亡，年55岁！

　　著名记者和新闻学家范长江，193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达陕北，向全国报道了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引起巨大反响。1938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起并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记者为国家的民主自由而斗争；同年发起和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向国内外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香港与邹韬奋等人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转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苏皖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和《新华日报》社长；国共和谈时，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解放战争中任新华总社总编辑；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国家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因不堪迫害于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年61岁。

　　著名记者、作家和诗人闻捷（原名赵文节），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新华总社文教编辑、中国作协驻会作家。其诗作《吐鲁番情歌》获广大读者赞扬，“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又因人际交往问题横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被正式委任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闻捷不堪迫害，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 　　版本目录学家和敦煌学家王重民，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在目睹引发全民族深重灾难的“文革”浩劫无休无止，在极度忧痛中于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在这场浩劫中，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极端悲愤绝望中自杀身亡者难计其数，单是在我们新华社的总社大院内，就有十多位老记者自杀，占总社当时新闻业务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一强。其中有驻外记者许复己夫妇、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夫妇、先后任国际部第一副主任和外事部主任的李炳泉：

　　许复己解放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新华社九兵团分社记者，曾随九兵团首先入朝参战；朝战结束后调任总社国际部编辑，不久被派驻国外。“文革”开始横抓“叛徒特务”时，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也被诬为“叛徒特务”而被残酷批斗。他不甘屈辱，夫妇双双吞安眠药自杀。

　　陈正青在抗战伊始就投身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后来著名于世的作曲家周巍峙为同窗挚友。建国前后，他一直在新华社从事摄影报道，拍过大量珍贵历史镜头。“文革”伊始，不堪凌辱，也是夫妻双双服安眠药自杀。

　　李炳泉于抗战中期即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奉命打入傅作义的报纸《平民日报》任采编主任。他的一位兄长是傅作义部队的高级军官，故李炳泉与傅作义的来往密切。1948年冬北平被解放军铁桶般围困时，李炳泉的兄长劝说傅作义“要深识大局，尽快与解放军谈判和平起义，定能成功”。傅作义再三追问这“成功”有何把握时，这位兄长才透露自己的弟弟李炳泉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希望傅将军和平起义的意图就是李炳泉奉地下党之命，请他这位做哥哥的转告傅将军的。傅作义听罢大为感叹：“没想到踏破我们家门槛的炳泉先生竟是共产党！”当李炳泉以中共党员身份与傅作义面谈，傅作义再次发出上述感叹时，李炳泉笑着说：“您的女儿傅冬也是我们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同志哩！”傅作义一听更为感叹与震惊。随后，李炳泉带着傅作义的一位贴心代表，出了北平城与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联系谈判事宜，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解放后，他就进新华社任国际部副主任，后又改任外事部主任。“文革”开始，新华社的造反派硬说他是“叛徒特务”，“与国民党军队有着不可告人的干系”。他多方说明解释也无济于事反而遭到更加凶残的迫害，遂在宿舍楼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悄悄服安眠药自杀，两天后才被人发现。

　　悲愤绝望而自戕者如此之多，而被迫害或抑郁难释致死者就更多了！其中重要人物或知名人士有(其后括号内年月日为死亡日期)：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1966年)，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年)，文学评论家、《革命家庭》作者陶然(1966年)，小说家孔厥(1966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同年12月16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6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南汉宸(1967年1月)，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1967年)，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1967年)，农业部部长廖鲁言(1967年)，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7年)，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1967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1967年)，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1967年)，全国人大常委、鲁迅夫人许广平(1968年3月3日)，新闻界著名人士、原《文汇报》社长金仲华(1968年4月3日)，对江青30年代的丑闻知根知底的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革命戏剧家、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1968年12月10日)，原24军政治部主任、小说家、后被诬为“胡风分子”的彭柏山(1968年)，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1969年)，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交通部长、“右派分子”章伯钧(1969年5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1969年6月9日)，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69年11月30日)，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张学思(1970年)，著名作家赵树理(1970年)，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71年)，文学评论家侯金镜(1971年)，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72年)，教育部部长何伟(1973年)，监察部部长钱瑛(1973年)，彭德怀元帅(1974年11月29日)，著名作曲家马可(1976年7月27日)，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1976年10月18日)，著名作曲家、《解放军进行曲》的作曲者郑律成(1976年12月7日)，以及德高年劭、我们大家都敬爱的朱总司令(1976年7月6日)、 张闻天同志(1976年7月1日)和周小舟同志(1966年)，等等，等等。至于浩劫中落难的人数更多得惊人而难以统计，其中单是因“刘少奇案”受株连被判刑的就多达两万八千余人！

　　在这里，应特别写一写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之死--

　　1969年秋，在林彪战备的“一号命令”下，中央各机关的“不可靠”分子纷纷被遣送去外省市农村的“五七干校”，各劳改单位的“劳改就业”人员家在京津沪三大城市者，也被押送到山西等地的劳改场所，家在其他省市的则被押回原籍“消化”。在当年10月17日，生命垂危的刘少奇也被“疏散”出首都，但不让他回其故土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石炭子冲，而把他押送到河南开封，负责看守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等人拒绝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不到一个月，即11月12日凌晨4时，少奇同志即停止呼吸，终年71岁。“病历”上写道：“该犯除患有支气管炎、慢性气管炎和轻度糖尿病外，主要病症是肺炎。”14日，少奇的遗体被放在木板车上拉向火葬场，一双瘦骨嶙峋的光脚还露在破毯子外面，以“烈性传染病死者”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填写的姓名是“刘卫黄”，职业是“无业”；骨灰盒上的姓名也是“刘卫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近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竟被摧残得饮恨长眠时连自己的真实姓名也被篡改了！好在他临终时留下一句大彻大悟、颠扑不破的箴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彭老总，自从七千人大会结束写了八万言的申诉书石沉大海之后，就继续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8号吴家花园小院内种菜种老玉米。1965年11月，他奉毛泽东之命到西南“大三线”搞战备，但万万想不到：一个名为“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也正奉毛泽东之命加紧审查他的“罪行”。因此就在他泼出老命地跋山涉水到处巡视大三线的厂矿工地时，《五·一六通知》下达了；不久，他就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揪回北京批斗，常常被一根麻绳套着脖颈并背缚着双手，还被紧拉着脖颈后的绳头，强令他低头曲背地站在批斗台上，任人打骂凌辱。有时还与张闻天同志一道被绑在大卡车上在长安街上游街示众，而且这种残酷虐待的批斗接二连三，一个月内多达20多次！1967年11月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我已于(67年9月)27日(被)押回北京，现被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当然，毛泽东根本无需他这位已成阶下囚的昔日战友、同志与老乡的敬礼，而不予理睬。1974年11月29日，这位开国元勋因不堪长期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在解放军总医院被严密看守的病房中含恨离开了人世！

　　张闻天，在庐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两顶大帽子之后，尽管仍被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桂冠，但看不到中央文件，更不准参加中央任何会议，什么工作也不让做。经他自己的努力争取，才获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做了个“特约研究员”，“文革”中被批斗囚禁了一年半。 　　1969年，也是在林彪备战的“一号命令”下，他被“疏散”到广东肇庆，“勒令”其不许使用“张闻天”的真名，而被化名为“张普”，存款也被冻结，不能取用。但他有多年的心脏病，全身浮肿，面色灰白，多次上书争取回老家上海而一直未能获准，直到1975年8月才让去无锡定居。1976年4月，张闻天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惨遭镇压的新闻时，心脏病突然复发，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对夫人刘英说：“……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庐山会议之后)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并一再叮嘱：“我死后，请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197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下午7点30分，张闻天与世长辞。中共江苏省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中央派员主持丧葬事宜，同时提出这样的建议，“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追悼会”，而且还报送了一份追悼会讲话稿，其大意是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对这样的报告，尽管还说张闻天是“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不是作为党的总书记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也延误到张闻天逝世后的第八天，中央才给江苏省委作了复示，否定了江苏省委的召开追悼会的方案，只让省委和无锡市委各派一名负责人及少数工作人员向遗体告别，然后将遗体火化，骨灰盒放在无锡市公墓，由江苏《新华日报》发这样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3岁”，如此而已。

　　当年7月9日，张闻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凄凉的氛围中草草进行。与张闻天风雨同舟数十载的伴侣刘英敬献的花圈上，按照“上面”的指示连张的全名都不许写，而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7月13日，《新华日报》在第三版右下角、读者们几乎都不会注意到的位置以“本报讯”登了那条新闻，中央各报刊一概保持缄默，只当没有这回事！不过这比起“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庐山反党集团首领”彭老总来，也算是伟大领袖的“网开半面”了！！

　　周小舟同志，1931年(19岁)“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日寇魔爪已伸向华北的时候，他担任北平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领导工作，参与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转到冀中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建国后，历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党委常委等职。在庐山会议上被诬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后，一直没有承认所谓的“反党错误”。1966年“文革”一来，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54岁。

　　造神的结果，既毁了国家民主法制和社会道德文明，
　　又使物质文明徘徊不前，并扩大了腐败黑暗面，迫使亿万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 　　1970年秋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与作家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直

　　到当年12月25日，新华社才公开报道：毛泽东主席最近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同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与林彪当年10月1日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当谈到“文化大革命”话题时，毛泽东对斯诺说了我国的一条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这说的倒是大实话。其实，早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在大谈“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就说过：“法治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靠人治，不靠法治。”这“人治”靠谁？只能靠具有神的权威的最高领袖。此前此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史实证明，靠的只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而不是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等在内的领导集体--这领导集体中的很多人都被打倒或靠边站或委曲求全了，只有他做这“人治”的主心骨、做全中国的领导“核心”，一切的一切都由他个人说了算。到了这“史无前”的“文化大革命”，他及其左右所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把单纯无知、热情盲动、狂热迷信的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发动起来大搞“阶级斗争”，打倒政敌，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首都及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检阅了这声势浩大、人人手挥小红书的“文化革命大军”的大游行。8月31日，在天安门再次接见50万红卫兵与革命师生。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启动了全国性的吃住行都不要一文钱的大串联；全国各类学校几乎都“停课闹革命”，十岁上下的男女孩子们就整天悠悠逛逛，任其荒废金色童年。

　　然而，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和检阅“革命小将”或“红卫兵小将”的活动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越来越多：9月15日100万，10月18日150万，11月10日至11日200万，11月25日到26日250万；据报道，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文化革命大军”，总人数达1100万。

　　在所有这些接见与检阅中，每次都由也是手挥小红书的“林副统帅”首先发表讲话，他强调：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及当权派们的社会基础一切阶级敌人”。于是，从8月22日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注：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冲击资产阶级风俗习惯”的打砸抢风潮席卷首都各街道，为此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好得很》。8月24日，上海、天津的红卫兵和商业职工也向所谓“剥削阶级的‘四旧’发起总攻”。同一天，人民日报为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那封信的鼓励下所采取的过火行动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文章，一个劲儿地鼓动年轻幼稚的青少年进行疯狂的打砸抢。这些受骗上当的青少年，不但对“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中的许多人施予打砸抢、剃鸳鸯头，把一些被打得血肉模糊但还能动动嘴唇或动动胳膊的人和已被打死的人同车拉去火化，不但对孔庙、龙门石窟、云岗石窟等文化古迹肆意进行破坏，不但将矗立于南京新街口大圆盘中心的孙中山先生铜像搬移到难见天日的所在，就是对海瑞墓甚至瞿秋白烈士墓等等，也掘墓砸碑曝晒遗骨，丧绝天良！

　　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把千古至今的一切享有美誉、值得善良正义人等崇敬的名人都毁誉殆尽，把他们所迷信崇拜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大树特树为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唯一顶天立地的伟人。

　　196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鼓吹“中国红卫兵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第三天，首都红卫兵就火烧英国驻中国代办处，“造反”造到了异国他邦外交代表的头上！

　　在这个“巨大革命影响”中，国家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根据党中央要各地“革命师生”来京大串联的通知，周恩来总理确定所有来京大串联的师生，其膳食费用及粮票等，都必须由原省市负责偿付；但毛泽东主席却说：来北京串联闹革命，吃饭还要钱吗？！于是决定一律免费。据“文革”开始不久由国防口调任北京“新市委”副秘书长和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吕鸿同志的回忆文章说，总站下有几十个分站和四千多个接待点(不包括各区所设的接待点)，从北京以外的十三个省市调来1500余辆公共汽车和6000多名汽车司机，加强北京的公共交通线。北京的交通、粮食、副食、供销、医疗卫生等部门全力以赴地协助各站点对来京的师生实行“五包”--包住、包吃喝、包交通、包医疗、包安全。原估计前后总共会来京500万人次，但有的参加一次“大接见”还不满足，还要等到下一次的“大接见”，以致来的红卫兵越聚越多，最多的一天曾达300万人。为完成红卫兵进出北京的输送任务，一度将一般客运集中到西直门车站，而腾出北京站与永定门站专门输送红卫兵，平均每天各60余列火车，最多时各达100余列。到1967年2月中央决定停止大串联为止，吕鸿们接待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多达1100余万人次。在“大接见”中，由于不顾一切地向前纷挤争看毛主席，一些年幼体弱的学生还被挤倒踩死踩伤；有时候离京返程的红卫兵争抢车座，也有人被推搡挤踩当场死亡；有的南方来的红卫兵由于来时衣着单薄，而归去时已天寒地冻，在途中冻死冻伤…… 　　1966年10月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决定除野战部队外，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党组织可以不要了！

　　同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经过他人的精心策划，带头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打出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旗号，并散发《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大罪状》的传单，把“打倒刘少奇”运动推向全社会。庄严的国家大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的国家主席，统统都不算数了！

　　而在前不久，即12月13日，刘少奇应毛泽东之约，作了最后一次交谈。刘少奇诚恳地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这一席肺腑之言充分说明，此时刘少奇已完全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对着他刘某人来的。所以他主动要求下台，避免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们跟着受苦受难，避免又一次全国性的劳民伤财。然而毛泽东对如此痛切的要求不置可否，只“建议”刘少奇“认真”地读几本书，并具体介绍了德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海克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两本书，弄得两人再无话可说。送别时，毛泽东只对刘少奇说了句“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两位从1922年共同从事安源矿工运动起共事40余年的战友、同志与同乡，就这样永远地分了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月3日，上海造反派就首先刮起了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1月4日至6日，上海文汇报与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夺了各自报社的党政大权。毛泽东立即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其间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来上海市党和政府的一切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说什么必须对之彻底打倒。8日，新华社予以全文转发，次日的人民日报全文照登并加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高度赞扬了他们的造反夺权行动。12日，人民日报又对此发表社论，再次强调“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4日，山西“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党政机关大权，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9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委员会”等发表《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通告，人民日报也立即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22日，人民日报又进一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掀起了全国广泛夺权风潮。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已全面夺取了全省党政大权，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大加赞扬。28日，“上海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等57个造反组织发表《致全国革命造反派和全体革命同志倡议书》，倡议春节期间(即当年2月9日至11日)不放假，全力展开群众性夺权斗争。31日，黑龙江省10“红色造反者”组织和驻军指战员举行“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已接管了全省党政大权，人民日报也跟着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2月5日，经过各派的讨价还价，上海建立了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先叫“上海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为领导成员，然后各省市造反派相继夺了权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4月23日，6个省市“无产阶级造反派”的代表在北京交流“夺权掌权的斗争经验”，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这六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并同他们一起观看了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给他们以极大鼓励。

　　在这势如破竹的夺权过程中及其前前后后，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及他们的“死党”、“余党”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早在1967年的1月18日，还住在中南海的刘少奇家的电话就被拆除了，只能通过自己的几个孩子到外面去看看大字报了解点滴“革命”信息。4月1日，红旗杂志推出了戚本禹的经毛泽东审阅批示发表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公开提出“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很快，中南海内的造反派闯入刘宅，“勒令”刘今后必须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打扫卫生，必须改变夜里工作、上午休息的习惯。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主斗刘的夫人王光美，并在她的脖颈上挂了一大圈破鞋，恣意对她进行人格侮辱。对国家主席和党的中央常委及其夫人都如此违法无理，对各地被夺了权的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如何蹂躏，就可想而知了！

　　7月13日，3万多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接连三天游行示威“声讨”刘少奇。18日晚，中南海秘书局造反派经江青首肯，在中南海大食堂举行揪斗刘少奇大会。8月5日，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大字报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同时，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声势空前浩大的誓师大会，中南海内则由康生之妻、“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指挥，召开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会。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王光美被关进秦城监狱，并以莫须有罪名逮捕了大批有关人员。

　　1968年10月13日--31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前，实际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指导的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已用伪证九易其稿地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作出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注：通过这一决议时，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假装打瞌睡没举手，事后也遭了大难)。而在事实上，早在“文革”伊始，没有通过党内外的任何合法手续，刘少奇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全国人代会选举的国家主席一职，就都被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地化为泡影了，党籍也等于早被“永远开除”了！特别具有“匠心”的是，还蓄意选在11月2日刘少奇年入古稀这一天，全国所有报纸向亿万人民公布了上述决议。刘少奇当即浑身颤抖，大汗淋漓，继而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升至260/130毫米汞柱，体温摄氏40度！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党章、国法早不存在了，早就是几张废纸了！虽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遵守国家大法而不要搞独裁，比如 “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毛选五卷19页） “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像不独裁就不像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毛选五卷209－210页）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毛选五卷358－359页）可是，前文已说过，时隔不久，他就自食前言说“法治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靠人治，不靠法治”，把“一定要守法”和不要“搞个人独裁”抛到了汪洋大海。后来他巨手掀起“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的滔天恶浪，更是在所必然的了！ 　　既然毛泽东主席带头“老和尚打伞”，那么跟着冲锋陷阵的各式各样的大小“和尚”则更是人手一把“伞”了。真可谓“一阵阵风云变幻，一个个登台表演”。那些掌握了或大或小实权的人物，不但封杀一切正常人的思想，将遵照党章国法办事的人投入监狱，就连所有民主党派甚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都被弄得名存实亡。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就居然由中共中央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4年10月11日发出，可见整个国家的法制被践踏到何等地步。 　　全国万马齐喑，人人自危。但不满与反抗之声并未完全消隐。为清除和压制任何的不满与反抗，1967年1月13日，就是毛泽东约刘少奇作最后一次谈话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所谓的《公安六条》）。这个规定是江青、陈伯达首先提出，由谢富治、张春桥等人起草，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后由毛泽东“圈阅”发出的。它规定：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四、地富反坏右等各类人员及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活动，要依法严办。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惩办。

　　这六条实际执行中，重点是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而且又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稍有不满的，也以“现行反革命”治罪。此前，只是一些造反分子和红卫兵任意打杀无辜；而此后，“六条”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所谓的“法律手续”的大量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我国有为青年和革命干部中的思想先驱者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人，就是因为触犯“第二条”被残杀的。有许多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思想先驱者，而是对“伟大领袖”诚惶诚恐的信奉者，只是在敬忠活动中偶有失误，也被枪杀了。如一位造反派在书写“刘少奇的丧钟敲响了”的标语时，魂不守舍地把“刘”错成了“毛”，立即被判了死刑；一位医生在医院打扫卫生，匆忙中将桌上的毛泽东石膏像碰落地面摔碎了，也被判了死罪……

　　这种重大冤假错案究竟有多少？据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件，涉及十八万四千余人，“其数量之大，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那么压根儿没有经过“法律手续”而惨死的有多少，则是谁也没法说清的。现在只能这样说：在“公安六条”公布之前，被一些造反分子和红卫兵小将任意打杀的固然无法统计，就是在这“六条”公布之后，被任意打杀的就更多了。如湖南道县和江西一些县的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就处死了所属“全县的阶级敌人”--即其县境内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包括他们家里的老人和婴儿，“悉数处死，靡有孑遗”。这些地方有的河道一度漂满浮尸，河水血染，与希特勒法西斯匪徒对犹太人之残忍大屠杀景象并无二致，而这又是对自己本民族之骨肉同胞！此外，广西的一些地方还发生了活吃人肉的惨剧--农村集镇赶圩（墟）（即赶集、赶场）时，如有人大喊一声“这人是‘公安六条’的对象”，或者武斗的一派把对立面的人诬指为“六条对象”，立刻就有许多人一哄而起地齐声呐喊“吃啊--”，马上就有“勇敢者”手持尖刀上去，取出其心肝当场爆炒或烤熟下酒，说什么这样吃可以“长命百岁”，从而出现一幕又一幕灭绝人寰的惨酷景象！ 　　在这种恐怖背景下，中国大陆只有奴颜媚骨或缄默不语而尽绝英才诤言了！1973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署名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同年10月31日又发表陕西师范大学写作组的文章《秦始皇是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的政治家》，次年1月21日又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略论秦始皇暴力》，等等。所有这些文章，都公然为秦始皇的丧失民心之举大唱赞歌，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残暴行为提供古已早有的“法理”依据。

　　因此，经过连续数载的天下大乱，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天下大治”。国人耳濡目睹的不仅仅是文化的一片荒漠，经济徘徊难前，而且社会文明道德风尚日益沦丧。那些无须真才实学而只要能够围绕着神像进行“各种精采表演”的投机家、野心家、阴谋家都一个个腾达飞黄，为所欲为，鸡犬升天，又相互争斗不已。他们人人自危，只有牢牢地掌握权力才可确保平安。所以夺权保权，成了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第一主题，中国大陆几乎成了从上到下夺权保权大混战的战场。其结果，似乎一切人都缺乏安全感，包括“伟大领袖”本人。先后跟他老人家当过秘书因而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为人的柴沫、田家英等人都相继自杀了；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彭真和坚决主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行动指南而写进“七大”党章、后来又是《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的刘少奇等人，只是有些不同意见，即打倒的打倒，整死的整死，这种结局也可以说是众叛亲离了吧。以致到了最后，他老人家似乎仅仅信赖自己的侄儿毛远新和贴身小秘书张玉凤，有时候连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人要见他老人家，也必须首先通过毛远新或张玉凤这一关。 　　这也难怪，孟老夫子早有言--“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更何况，这些都是 “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选三卷1025页）的革命同志，如今就被革命之“君”如此地视如草芥，大家嘴里虽不敢说“不”，但在内心深处对这“君”如何“视”，不是无言也可喻的么？！

　　同时，所有起劲地造神者也该吸取这样的教训：不怀好意，想假借造神往上爬、攫取更大权势的如林彪、“四人帮”之流，固然必会遭到历史的惩罚与嘲弄；就是当初满怀好意，如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彭真和第一个主张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的刘少奇，一旦怀着同样的好意对毛泽东违背党章、国法之为提出规劝，结果也同遭灭顶之灾。因为他们既造出了“神”，这“神”就会无所不至地施展其“神威”，最后也“神威”到他们自己的头上。这也正如署名阿敏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杂文所说：所有的“造神”者都会落个相同的结果：在没收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的那一份也被没收了。

　　在全国许多地方频频出现的、有的连机关枪火炮都上了阵的武斗中，双方很多人就在“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狂呼声中“英勇壮烈”了，很多地方混乱得“只革命不生产”。人民日报不得不奉命连连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立即制止武斗》，等等。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但在9月9日，不知是谁下令，竟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江青的所谓“文攻武卫”的讲话，武斗之风又重新刮遍全国。于是，在周恩来等同志的不断努力下，中央一级又连连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通告、通令、命令，陆续召开有对立两派参加的解决某省某地武斗问题的专题会议，办“学习班”撤换一些起“关键”作用的地方领导人，逮捕一批坚持武斗的“坏头头”，甚至派部队包围执迷不悟的武斗集团，武斗风潮才慢慢平息。

　　然而，由于“文革”这封建法西斯路线并未得到纠正，公开的流血武斗又改为不流血的暗斗，纷争仍然难已。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通知，转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等于老人家自己也承认这八年是动乱而不是安定的。直到197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对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要求所在省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集中封存。此后，才短暂地“安定团结”起来。

　　但就全局言，这已是晚而又晚了！在这举国连续多年混乱倒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历史上许多农民革命一样，为许多野心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乱中夺权、混水摸鱼的“神赐”良机。他们只须紧紧地攀援着“三忠于”、“四无限”的钢索，把单纯无知、虔诚迷信“伟大领袖”的年轻人煽动起来为其火中取栗，就稳获蟒袍玉带黄马褂了。此外，这种局面也造就了一批批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求平安吃闲饭的人，他们得手就从工厂、学校、机关、单位把公物“捎带”到自个儿小家去，“不捞白不捞”。所有这些攫取了政治权势和物质利益的人，都视善良、诚实、本分为懦弱或“傻冒”。保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尚情操的人固然几近于绝迹；就是与人为善、以诚相见、助人为乐、对无辜苦难者的恻隐之情，也难得一见。往昔在商场、饭店、火车站、公共汽车站乃至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文明礼让之风也荡然无存。而常常可见的则是横眉立目、凶狠残暴或冷漠猜忌互有戒备。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尊老爱幼”、“师道尊严”等等也早被批成是“骗人的鬼话”。1973年1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徐惟诚挂帅的北京日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编者按，并加上自己的编者按，再次掀起一股大批特批师道尊严的浪潮，使孩子们更蔑视给他们辛勤输送文化与文明养料的师长。一个半月后，即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又以《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为题，发表那位小学生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为黄帅这孩子被人利用的行为唱赞歌。

　　如此等等，使千古以来的优秀道德大厦骤然崩溃了，人性中最凶恶、最残忍、最刁钻、最阴险、最自私、最无耻的一面，反而有了广阔施展的余地；懒散、松弛、无政府主义的现象到处泛滥。尽管国中为数不少的工人、农民、工程技术人员仍在出大力流大汗，默默地坚持诚实的劳动，但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起伏不定的低谷中。1971年12月31日新华社报道：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获得第十个丰收年（1962年算起），粮食总产量达到4920亿斤（注：此时林彪叛逃已三个半月并已昭告全党全国全世界，还说毛林体制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真令人莫名其妙！）。1972年12月30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粮食总产量可达4800亿斤，相当于丰收的1970年水平。这不禁使人又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不和1971年比而与1970年比？如果1971年的4920亿斤不是假的而确有其事，那就是1972年比1971年减产了，只好与“第十个丰收年”的1970年相比，以示1972年也是一个“丰收年”。

　　那年头，经常就是这样变了法地“鼓舞”人心的。而实际上，在农村，正狂刮极左风。其理论根据，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于是取消了农民家庭宅前宅后的自留地，也取消了所有的集市贸易。“四人帮”们狂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是他们自己每日每宁吃那“资本主义的苗”也不吃“社会主义的草”；有些省区的掌权人也大喊“鸡头鸭头不得超过人头”，然而他们自家每年上桌的鸡头鸭头不知超过人头多少倍！

　　这种所谓的“彻底革命”的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必然影响到工业战线。1974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略影响较大。与1973年同期相比：煤炭下降6.2％，铁路运输下降2.5％，钢下降9.4％，化肥下降3.7％……

　　顺便带一笔：这种“跑步进入”没有阶级、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因素的极左思潮，不但盛行于全中国，也扩展到国外。1975年革命胜利后，老挝干脆取消了货币，就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红色高棉”更在全国实行男女分住“大集体”，彻底消灭了健全社会的细胞--家庭……

　　物质生产困险重重，全国上下并不都是“全国一盘棋”地过苦日子。往早里说，1957年之前就已显露端倪的特权腐败现象，在一场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把一切敢于进行批评的人镇压下去之后，就进一步滋长蔓延了。“伟大领袖”与其夫人江青女士，在这方面就带了很不好的头。

　　比如说，在全国所谓的“三年灾害”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的1962年，就有现代高俅式人物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专修了新的别墅，把原来的别墅让给江青专用了。几乎与此同时，在紧挨老人家故宅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厅、卧室、办公室、运动室、游泳池、防原子弹洞等应有尽有的豪华别墅。另外，此前此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郑州、长沙、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也都有他的别墅；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座别墅。在太原，他虽未及垂青，但也修了“迎泽宾馆”、“迎泽公园”、“迎泽大街”和“迎泽大桥”，随时准备他巡幸；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给他砌了别墅。昆明别墅的图样也设计好了，派专人送请他过目是否合适，他认为设计得很好，那又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海拔较高，不去，这才为多灾多难的骨肉同胞省下一大笔银两。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奉命带了一些人去湖南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共产主义大食堂”等生活情况，首先看到了几乎与滴水洞别墅同时落成的省委宾馆大楼，十分惊讶，他避开省里的陪同者在调查组的同志们面前撇撇嘴悄声说：“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享受了！”此后就有人说：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帝王或总统、国家元首，都没有毛泽东的“行宫”、别墅多。

　　而且所有这些“行宫”和别墅，都像毛泽东垂青任何地方或家庭时接触的桌椅板凳、茶杯茶壶等物一样，都被当作圣物一样珍护：每个别墅都有成连成排的武装部队日夜守护，所有的管理人员、厨师、服务员都原封不动，所有的房屋与设施每天都打扫整理得一尘不染，随时准备着“伟大领袖”突然幸临。即便他已仙逝，这些“行宫”和别墅还当作历史文物保留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为彭德怀、陶铸和“六十一个人”平反，悼念陶铸的文章由新华社记者李耐因、赵淮青搜材撰写、由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与陶铸曾共事多年的赵紫阳署名发表。李赵写好初稿专赴成都请赵紫阳审定，赵就特请他们去老人家住过的成都别墅居住。晚上洗澡，那水管流进浴盆的竟是黑锈汤，不知换了多少盆，最后流出来的还有一点锈色，他们只好凑合着抹一把。 　　但外国元首光顾较多的杭州刘庄别墅（现称“西湖国宾馆”）一直维护得相当好。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说，他看过很多国家元首的行宫别墅，其豪华庞大、设备周全、环境优美，都比不上刘庄别墅。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住进这座别墅留恋忘返，陪同人员经过请示只得临时为其改变行程，让其夫妇在那儿多享受了一天。

　　“伟大领袖”如此，其夫人江青如何就无须多费笔墨，只要看看近年《百年潮》杂志刊发的、当年奉命跟江青当秘书的杨银怀同志写的《我给江青当秘书》就一清二楚了。其中单是《江青的‘女皇’生活》一章，就活脱脱再现了这位“女皇”比慈禧太后还太后。这就使人觉得，在“伟大领袖”身边三十七年的江青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因此在那些权力暴发户看来，“什么‘斗私批修’，都是懵人的！”于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口头禅响遍全国。吃吃喝喝，沾花惹草，化公为私，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招工参军升学走后门等等，见怪不怪。只要嘴头儿上“突出政治”，“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便是男盗女娼，也是“生活小节”，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不仅有“林副统帅”的“小节无害论”作护身符，更早有“伟大领袖”的这席话作后盾--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提到一些党员干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倾向时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虽然后来出《毛选》五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但“打江山坐江山”的人们却代代相传地铭记不忘，并且想方设法地维护他们的个人权威与既得利益，坚决不允许他人“说三道四”地揭露其治下的弊端与阴暗面，以蒙骗愚弄人民大众确信其“领导英明”，再加上刺刀与大棒的咄咄逼人的威吓，自愿不自愿地默默接受其驱使奴役。因此，这股特权腐败风愈刮愈烈。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然而这“社会主义大厦”的每梁每柱都已满是口吐人言的白蚁，如不将其一一拆下放进浓浓的灭蚁汤里狠泡死煮，是没法把它们消灭干净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甚至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仍不断发表这样一些文章、评论和读者来信：《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记黑龙江省集贤县委坚决抵制大吃大喝风》（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通讯）、《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197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专栏大标题），《对‘溜派’、‘风派’、‘震派’人物提出批判与忠告》（1978年1月27日解放军报读者来信），《坚决反对搞特权》（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改造社会风气是全党的任务》（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等等。可见“文革”浩劫进一步扩展的腐败风之深重！

　　与此相对照，则是大批农民失所流离，到处乞讨。即使在得天独厚的首都北京城，也都随时可见这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这正如左拉在其《饕餮的巴黎》中所描述的那样：一边是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一边是饥寒交迫，身无分文！ 　　从不顾国情地强搞“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直到孤注一掷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农村究竟有多少人生活困顿？据在新华社搞了多年农村报道后去《了望》周刊当了副总编辑、总编辑的陈大斌在其近著《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书中（19页－20页）说--

　　1978年全国农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指土改后到公社化前的那些年，农民们说那是他们的黄金岁月、太平盛世）的约占三分之二，具体地说，就是有五亿三千万农民不如二十年前，再往深一层说，公社化二十年使三分之二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让人惊心的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抗日战争前的三十年代（指1936年，农民吃粮水平并没有当时的统计资料，是根据当时全国粮食总产和人口总数计算出来的）！

　　再看看农民的现金收入：1978年，我国农村约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口每天只能挣到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万人每天挣到一角三分，有二亿七千多万人每天可以挣到一角四分。山西雁北地区平鲁县的农民每天只能挣上六分钱。所以有些农民哀叹：“堂堂七尺男子汉，人民公社好社员，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早起干到日头落，不如母鸡下个蛋！”有的地方农民出工在村头上，看见地上有个东西闪亮，捡起来一看，竟是一枚五分硬币，于是叹道：“这一弯腰比干一晌活挣的还多！” 　　该做小结了

　　浩劫连浩劫，把中国“主人翁”们的一切热望都扼杀了！！因之有人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本是人类社会所共同信奉的至高无上的伦理价值。而革命只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本身不是价值，也无法以人民的自由和生命为原料生产出价值。革命的是与非、合理与不合理，是要由别的价值标准--即人民的真正解放与实际幸福来作检验和评判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的大清洗与毛泽东主席的极左路线就足够令人恐怖。它们与革命旗帜上所标榜的人民解放与幸福生活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这些以革命的名义公然流行的罪恶并不是一天之间突然从天而降的，而是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回顾历史，我们看得最多的事实就是：这种以人民利益为标榜的革命，最后无不逼使人民为这革命交出一切权利、利益、自由和生命。因为神圣的并不是劳苦大众芸芸众生，而是革命本身，是革命家所描绘的革命政权，最后竟一切权力均归属于个人至上的“革命皇帝”，封建皇权的空前大复辟！ 　　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叶剑英等同志说，这场浩劫把党和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没有任何外敌压境的情况下，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混乱、破坏和倒退的一场大内乱！ 　　所以，邓小平后来说：“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邓选三卷325页）

　　所以，胡耀邦也说：“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为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危害之烈，莫此为甚。”（1980年11月23日《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

　　但是，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任何外敌入侵的空前统一强大的神州大地，会发生这一连串的灾难最后又导致一场大内乱、大浩劫？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4条说：“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一、（略）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对这一主客观原因都已俱到的概论，不少同志认为它虽然说得似乎十分正确，但也仅仅及其表而未触其根。这“根”就是“造神运动”，就是狂热得古今中外都“史无前例”的群体性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促使毛泽东自己也敢于公然迷信、崇拜自己了，这才是他“逐渐骄傲起来”、“个人专断”、“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主要根源。 　　那么这是不是说，他的“骄傲自满”、“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迷信、崇拜自己如帝王，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举国上下的造神运动的客观影响，而其主观上并无这种与真正的共产党人品质格格不入的欲念呢？很多同志认为“不”，因为这首先就不合毛泽东自己的哲理名言。他在《矛盾论》中就论述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选二卷767页－769页）

　　所以应该说，目睹十年浩劫的腥风血雨和国衰民颓，明显地看出毛泽东头脑中具有这种“内因”的人越来越多了。所谓“‘险径应稳步，坦途易翻车’，毛泽东未能以此为训，而失于狐辈之手，令人万分痛惜”云云，不过是为他寻找“外因论或被动论”罢了。因为没有他的私念膨胀，哪会有什么“林彪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等等的“狐辈之手”？！ 　　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表面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恩来、声讨万恶的“四人帮”，实质上是对当时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者邓小平的强力支持和对“伟大领袖”越来越背弃原来对人民的承诺而倒行逆施的愤激，也可以说是对造神运动的否定。尽管“伟大领袖”当时健在，还能发号施令，但人们已经豁出去了，看透了！甚至早在1971年秋天林彪叛逃后，山西太原劳改队就有一位原是北京卢沟桥西长辛店人民银行的名为沙存村的“老右”说：“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等于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的‘炮轰功臣楼’。”按照《公安六条》，这位“老右”应被“新帐老帐一起算”而人头落地的，但那个劳改队的领导似乎已经很识“时务”，只让他在劳改人员的小组会上批一批就拉倒，连全队的大会都没开，而且不准他人再传说“走漏风声”而“引起不良后果”。这个为笔者目睹的真实事例表明，对无产阶级专政最忠心耿耿的劳改队的干部那时就如此明智，更不用说受苦受难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平头百姓了！ 　　这也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吧！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曾说过：“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毛选五卷425页）万万想不到，他自己此时倒真地踏上了这“物极必反”的可悲路，而疏忘了“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诚然，从愚迷和恐怖中有所觉醒的国人，没有也不可能对他采取“覆舟”之举，但也终于能将其恭抬云天之后又请其回归大地，将其由神复归为人，正如刘少奇的临终箴言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这片土地毕竟是“神州大地”！它几千年来积淀的培养“神”的土壤委实是太“肥沃”太深厚了，对当权者竭尽抬捧献媚而轻取“二郎神”、“三郎神”高位的高俅式无耻之徒也委实太多太多了！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支持下断然粉碎“四人帮”，本是为党为国为民做了件应该永载史册的大好事；但很快，到处就唱起“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俨然可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并论媲美。接着，就被赞誉为“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为了铁桶般巩固这“英明领袖”的神位，跟着就打出了“两个凡是”的旗帜，说什么对毛主席的任何指示、决策都不能作任何改变，哪怕实践证明许多指示、决策是祸国殃民、人心尽失的。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据此，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22日，中共中央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名义，转发了这个《纪要》。28日，国务院又下发“30号”文，文中强调：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所有这些，无异于给《公安六条》又加多了一条！很快，就有因为对华国锋的某些作为不以为然而发表了一些言论的人，被扣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罪名枪杀了，而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被杀五十余人，其中包括江西赣州的女青年李九莲与钟海源--钟海源还被留了一口气，将其心脏立即移植到刑场一辆手术车上的心力衰竭的“革命干部”胸膛内。

　　这不是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又一位“神”么？！这与我们这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信神仙与皇帝的、人民最自由最民主最幸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本质有何共同之处？！ 　　不幸中之万幸的是，毛泽东在竭力个人专断时，并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全轰功臣楼，还给我们留下了“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邓小平和其他开国元勋叶剑英、陈云以及胡耀邦等同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深深地触动和启发教育了他们，他们决心改“阶级斗争”之弦，易“独裁专制”之辙。首先胡耀邦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精心组织和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的时候，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都作了强有力的后盾，使这个大讨论广及全党全国并取得了历史性的大胜，这才迎来了全面拨乱反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党的命运树立了第二个伟大转折的里程碑。 　　这20年来，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8年冬天我国公布了改革开放20年的成就之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鲁迪·多恩布施在德国《明镜》周刊1999年6月14日这一期发表的回顾20世纪世界经济的文章说，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了7倍。按他的说法，“本世纪最令人惊异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消除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落后状况。日本是第一个在短期内消除落后的国家。尤其在本世纪的最后30年里，许多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产值大幅度提高……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英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50年前，中国的情况与1700年没有多大差别”。

　　同年1月1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安格斯·麦迪逊的回顾本千年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文章说，1950年到1973年是一个黄金时期，但中国和亚洲其他大多数国家（中东除外）在1973年至1955年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比在黄金时期快得多。这位教授在文中也说到：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1950年实际上低于1820年。

　　如果这两位经济学家所说有关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我们公布的成就基本吻合，那么我们国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本世纪最后30年里”所取得的人均收入增加5倍的显著成就，应该主要是在改革开放、永不再搞阶级斗争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20年里取得的。另外，就是以建国50年来取得的人均收入提高7倍而论，如果没有造神运动，使“毛泽东同志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而导致他“逐渐骄傲起来”、“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造成一系列的挫折、失误和灾难，我国的人均收入的提高绝对不会仅止于7倍。因为1956年，我国与发了“朝鲜战争财”的日本的国民收入总水平不相上下，而40年后的今天，我国在这方面仅约是日本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我们没有本文所述及的这些人为灾难而与人家同步发展，也像今天这样重视科教兴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科学技术列为第一生产力，切切实实地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这人均收入又会增加多少倍，恐怕是不难测算的。再，如果不是“错批一个马寅初，误增人口三个亿”，这人均收入又会增长多少倍，则小学四五年级的娃娃们都会算出来的（注：1956年马寅初先生建议计划生育时，台湾除外的全国人口约六亿，1976年毛泽东辞世时约10亿；改革开放后尽管严格推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但1989年4月14日又达11亿，1999年已近13亿）。

　　而且这改革开放，在经济政策上彻底打碎了“人民公社”这套在全国农民头上的枷锁，让一切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的城乡多种经济成分与国营经济百舸争流，在政治上让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并逐步加强了法律保障，所有这一切虽被定格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究其实，它就是建国之初应该较长时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如果不是毛老人家自己断然背弃其这一著名的建国方略，而不走这长达30年的大弯路，我国50年来的人均收入究竟会增长到多少倍，恐怕连高等学府的经济学博士后们也不会很容易算出来的。

　　总之，不论我们今天已取得多么辉煌、伟大的成就，我们都不能忘记过去。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日本的东京《时报》在1999年5月17日述评说：“今天的世界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和危险，中国的处境又是如此地充满艰辛，因为中国比美国和西方工业国浪费了几十年的宝贵时光。”

　　所以，这造神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和人民以及领袖本人所造成的损害是非常深巨的，这个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再也不能文过饰非、自欺欺人，“为君者讳”。我们应该以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不苟一丝的精神，极为坦诚地向当代及后代痛述一切历史真相，让人们牢记这惨痛教训，永远、永远地不能再造神了！ 　　然而这又恐怕不会轻而易举，因为中国的神化与特权这封建土壤特别深厚，恩格斯早有定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堕性力。”1981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论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也特别指出过：我们党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对毛泽东究竟如何评价？尽管由于造神运动造成过一连串的悲剧，但他毕竟仍不失为古今中外的一位巨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列举的他的那些光辉著作，不但对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的缔造起过巨大推动作用，就是他的一些诗词作品也令人赞佩难忘。且不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代表的那种气壮山河的天豪之作，就是“杨柳轻风易，，直上重霄九”等革命浪漫神韵，也是千古绝唱。同时，不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还另有令人崇敬之处。苏德战争中，斯大林坚决拒绝以放回德国被俘的一名高级将领换回自己的被德寇俘虏的儿子雅科夫，雅科夫最后死于纳粹集中营。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失去了原配妻子杨开慧和两个亲弟弟，抗美援朝时又把自己的长子毛岸英派往朝鲜战场，毛岸英壮烈于美军飞机的炸弹中。因此，人们所痛惜的，只是像毛泽东这样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兼大诗人和大书法家，也有其人生负面尤其九五之尊的欲念，使他的本很伟大光辉的形象蒙上了浓浓的暗影，从而引来了某种不恭。

　　胡风生前曾说过的那样--“在人生的行程上，人的性格中的一个优点在历史的考验中甚至历史的一个转折里，可以使人由渺小升到崇高；人的性格中的一个弱点在历史的考验甚至历史的一个转移里，也可以使人由优秀降为愚蠢甚至卑劣”？愚以为这两种比喻对毛泽东都可以用：他既有很多的优秀与崇高，也有过愚蠢与卑劣。

　　然而我们有些人却冥顽难灵。莫说对毛泽东的种种失策不能进行深层的反思，就是对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已得到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广泛赞同的建议，有关人至今也装着没听见。这是一种危险的预兆。中外古哲迭有言：“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易于淡忘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凡是忘掉过去灾难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对这类箴言的信从，二战后的德意志民族做得非常好，而与我们依山带水的大和民族做得相当差。至于我们，虽然我们与那两个民族的问题性质不同，但从接受教训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的一些目击“文革”炼狱全部景像的过来人，都对建立“‘文革’博物馆”一事装聋作哑。他们如果不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蓄意向当代及后代掩盖历史真相，那就是包藏祸心，存心歪曲阉割历史以盗名欺世，甚而在其私欲感到必要时，也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清除一切善良正义的人，并让全民族再遭蹂躏涂炭。

　　这不是故出妄言。1999年春，延边大学出版社印好了上下册共70万言的《沉重的反思》一书，还未及正式发行，就奉命在印刷厂就地化为纸浆。一些高等院校已见样书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闻言大为惊叹：如果不让当代的年青人透彻了解以往的惨痛教训，他们照样也会被煽动起来搞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

　　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振臂疾呼“牢记‘造神运动’的教训”么？！

　　1999年第7期的西安《各界》杂志就发表了郑溢涛同志的《反思--良心的试金石》文。文中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从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到建国后的反胡风、反右、到十年“文革”，教训惨痛巨烈。其中真相，如不加以挖掘、剖析，在历史的道路上坚决树起一块醒目的“黄牌”，就难以真正扫除潜伏在发展背后的某种可怕的阴魂。这“黄牌”上写些什么？作者认为应该鲜明地写上这样的话：“不除封建，枉自亡秦；未赋民权，空谈革命！”愚以为甚是、极是！ 　　新中国50年大庆前
　　写于戴氏蜗牛居


　　 　　 上网日期 2002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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