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从“权威主义的马基雅弗利”到“民主的马基雅弗利 ”
——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新转变
丛日云
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起源于50年代，至今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
它所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崭新课题，而
政治发展理论也和政治发展问题一样，充满着变幻不定难以捉摸的变化。
回顾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我们既看到它的重大意义，也发现它明显的
稚嫩和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一方面，政治发展理论无疑能够帮助人们更
深刻地理解政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人们提供许多富于启发性的
见解；但另一方面，政治发展理论也表现出理论本身的苍白与贫乏：它
被现实发展牵着鼻子走，容易被眼前和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它提供对现
实发展的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从整体上，它还不能为人们提供有预见性
的理论分析框架。亨廷顿作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
的发展变化就突出说明了这一点。
1.60－70年代的权威主义取向
回顾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数十年间在价值取向方面的转变是颇有意义
的。战后初期，由于实行民主制度的盟国的胜利，直接促成了一些国家
民主制度的诞生。如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南韩等。这个时期
，形成一股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西方国家建立
民主制度。包括土耳其、希腊、乌拉圭、巴西、哥斯达黎加、阿根廷、
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等。一批新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按西方模式建
立了脆弱的民主制度。如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
里兰卡、菲律宾、以色列、尼日利亚等。与这种状况相适应，从50年代
末到60年代初，也就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初创时期，它的基调是乐观主
义的。学者们相信，在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下，发展中国家都能够走
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西方的民主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移植或照
搬到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
的发展问题。
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这种乐观主义只是一箱情愿。从50年代末起，
一些民主国家开始转向权威主义政体。进入60年代，一股非民主化浪潮
开始冲击世界各个角落。在拉美，秘鲁、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厄
瓜多尔、乌拉圭和智利都建立了军人政权。并且出现了一种带有拉美特
色的新的政治体系，学者们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在亚洲，巴基斯坦、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土尔其等国家转向了权威主义政体。在非洲，只有个别国家建立或保持
了民主政体，33个在1956—1970年间独立的其它非洲国家在独立时或独
立后不久，都走上了权威主义政体的轨道。60年代和70年代初，全球性
的非民主化令人惊异。有人统计，在1962年，世界上13个政府是政变的
产物，到1975年，达到38个。据另一项估计，1958年世界上的32个民主
政体中的三分之一到70年代中期变成了权威主义政体。1960年，10个南
美伊比利亚人后裔国家中，有9个由民主选举的政府统治，到1973年只
剩下两个了。⑴
这次非民主化潮流带来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第一次转折。随着非
民主化潮流的扩张，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弥漫开来。麦克弗森
(Macpherson)在1964年表达了对民主的悲观情绪：“50年前，世界几乎
是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天下。他们的经济是成功的，理论也
是成功的。从那时起，世界上的三分之二拒绝了自由民主的市场社会。”
⑵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的民主模式是否能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有人强
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它难以移植到文化传统和
发展水平各异的其它地区。有人尽管坚持民主是政治发展的长远的或终
极的目标，但否认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和近期内有实现民主的可能。G.奥
唐奈就对50年代后期S.李普塞特等人的理论提出质疑。根据李普塞特的
观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体存在着正相关的联系。但是，G.
奥唐奈依据南美洲的发展材料论证说，较高水平的现代化与政治民主没
有必然联系。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高增长，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
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无力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大
量难题。这个时期学者们们的研究表明，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取得过高的
增长率，而权威主义国家却可以取得极高的、中等的或极低的几种不同
的增长率。一项对98个国家的细致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穷国当中，
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发展率，而民主政体确实像是有碍于发展的一
种奢侈品。”⑶正如苏查特莫科在1979年指出的：“西方大多数发展理
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确认：发展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
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⑷
作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坚人物的亨廷顿也免不了随波逐流，甚至推
波助澜。
在1968年出版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则公开地、僵
硬地把维护秩序奉为最高的政治价值。在该书中，他开篇就宣称：“国
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
⑸一个国家是否在政治上体现出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体现出组织、
效率和稳定，比民主制和独裁制的区别更重。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
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主要问题是“
缺乏政治上的一致，以及高效、权威的合法政府”。在这里，他把提高
国家制度化和组织化水平，从而实现合法的政治秩序作为首要价值，而
第二位的才是扩大参政。然而，如一般政治学者所指出的，政治发展的
这两项目标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矛盾的。亨廷顿侧重于强调人民急剧
增长的参政要求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在他看来，大多数扩大参政的结果
是“增强了具有破坏性的而且时常是反动的社会力量的权力，并拆毁了
公众权权威的结构”。⑹
在这部著作中，亨廷顿并没有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国式民主。相反，
他通过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西方，美国是第一个
实现广泛参政的，但“对于必须使其传统秩序现代化的社会来说，美国
政体几乎毫无用处”，而“都铎式政体是可以和现代化社会十分和谐地
共存的。”⑺
诚然，亨廷顿承认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他把政治现
代化的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第一，权威的合理化，即以单一的、
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和种族的
政治权威；第二，新的政治职能的区分化，以及创立专门机构来履行那
些职能；第三，整个社会中更多集团的参政。他还认为，政治现代化最
基本的方面是群众参政。但根据他的理解，这种参政并不必然是人民控
制政府，也可以是政府加强对人民的控制。⑻也就是说，不一定意味着
建立民主制度。
进入70年代以后，研究政治发展问题的学者一改从前的主题，其著
作中充斥着“变迁”、“危机”、“困境”、“选择”之类的字眼。在
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把分析的焦点放在了政治危机上。学者们的分析着
眼于两难处境、选择、利害交换、危机甚至恶性循环。特别强调增长与
公平、增长与自由、实现政治稳定与扩大政治参与之间的冲突。在政治
发展理论诸目标的优先选择问题上，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家强调在时间上
秩序应优先于民主。D.鲁斯托把这一想法的大部分概括为：最有效的顺
序是依次实现国家统一、政府权威以及政治平等。
这个思想潮流也同样反映在70年代亨廷顿与J.纳尔逊所著的《难以
决择》一书中。在这里，亨廷顿论证说，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
得不面临二难选择：（1）一种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包括扩大的
政治参与、较多的社会经济平等、较慢的经济增长、以及不断加剧的阶
级矛盾导致军事政变和参与的“内爆”（participation inplosion）；
（2）一种专家治国论的“恶性循环”，往往从军事政变开始，包括禁
止政治参与、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日益高
涨的大众不满和反政府的参与“外裂”。应该说，这里所谓的二难选择
符合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但这种二难状况对于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来说即将成为过去，一种新的历史趋势已经显出其苗头。亨廷顿对
此却浑然不觉。
2.“民主的马基雅弗利”
正当政治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情绪落到最低点的时候，新
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在70年代中期已悄然兴起。今天，以亨廷顿为代表的
政治学者们把70年代中期由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开始的变化视为这次
民主化浪潮的前锋，但在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发展趋
势。到70年代末，由南欧开始的民主化进程波及到拉丁美洲，一个个军
人政权被民选文官政府所取代。到80年代初，人们才又重新重视政治参
与问题，大谈向民主过渡的问题。到80年代中期，当民主化潮流扩展到
亚洲，在其它地区也都有明显的表现时，对民主前景的乐观主义潮流重
又兴起。到80年代末，民主运动开始席卷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已经有数
十个国家实现了由权威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还有更多的国家实
行了有利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民主化潮流已经发展到非常强劲的时候，
政治学者们开始断言：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L·达尔蒙德(Larry
Diamond)和M·波莱特耐尔(Marc F.Plattner)指出：“当未来历史学
家回首20世纪时，他们可能把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视为现代文明史
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⑼一些人甚至急不可耐地宣称，“我们的
世纪是民主的世纪。”在“不同制度问题上别无选择”，即“经济和政
治的自由主义已经无可置疑地胜利了。”“民主胜利了”。⑽从那时到
现在，研究政治发展问题的学者已经一窝蜂地涌进欢呼民主时代到来的
合唱队。
民主化浪潮带来的乐观情绪在F·福库亚马著名的文章“历史的终
结”中得到最有力的表述。他指出，我们可能正目睹“人类意识形态进
步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被普遍接受。”
⑾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在今天，自由民主制度被广泛视为唯一真
正和充分的现代社会。”这在东欧和前苏联称为“正常社会”。因此，
“我们至少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持久的和平的民主霸权的时代， —— 一
种民主统治的和平”。⑿他们认为，“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
尊重的政治制度。事实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制度。
偶而军人攫取了国家权力，但它缺乏明确的合法性，常常宣称他们清洗
国家，为的是恢复公正的民主。其它政体也装作建立了高的或更真实的
民主。”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变革，被他们解释为“值得欢迎的对民主概
念理解上的趋同。”所谓民主的时代，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也就是“美
国的时代”，亦即美国政治模式得到普遍接受的时代。
又一次，亨廷顿成了时髦的赶潮者或不如说弄潮儿。1991年，他发
表了《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一书，首次提出了“第三次
民主化浪潮”概念，以三次浪潮的分析模式解释世界性的民主化进程，
对当代世界的民主化运动提出了新颖独到的描述和分析框架。
亨廷顿在该书中关心的的是20世纪晚期(1974--1990)全球政治重要
的，或许是最重要的发展，即大约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制度向民主制
度的转变，至少有20个其它国家迈出了向民主过渡的步伐。从而形成了
一次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⒀
对于“民主化浪潮”，亨廷顿解释说：“一次民主化浪潮是在一个
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由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的成批的转变。”除了完
成这种转变的国家外，“它还包括政治体系的自由化或部分民主化，尽
管这个进程没有实现充分的民主。”按他的说法，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经
过了三次浪潮。每一次浪潮都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在民主化浪
潮临近终点时，就出现反民主的回潮，一些实行了民主化国家又摆回到
非民主的道路上。继之又是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总结的三次民主化浪潮模式是：
第一次长期的民主化浪潮，1828—1926年，约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
第一次回潮，1922—1942年，约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二次短促的民主化浪潮，1943—1962年，约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
第二次回潮，1958—1975年，约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974—?，到1990年，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
其中有3 个又摆了回去。⒁这是否回潮的开始亨廷顿还无法肯定。
亨廷顿的理论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今，继未来学家阿尔文·
托夫勒提出社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概念之后，亨廷顿提出的民主化
的“第三次浪潮”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者的口头禅。
在这部著作中，亨廷顿表现了对民主的乐观情绪，特别是对美国式
民主在发展国家胜利的信心。然而他本人对自己这种理论上的转向半遮
半掩。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他事实上把稳定作为最高价值，
或首选价值。政治稳定是好的，且不问什么样的政治稳定。为了实现政
治稳定，就要牺牲政治参与的发展，压制政治参与的扩大。在《第三次
浪潮》中，他虽然还坚持：“政府形式对一个国家并不是唯一重要，甚
至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秩序和无政府状态的区别远比专制与民主
的区别更重要。”但他已经改变了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关系的观点。他
认为，总起来说，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紧密得多。民主政治的长期影
响会扩大和加深个人自由。在一定意义上，自由是民主独有的价值。如
果一个人把自由视为终极社会价值，他也应该关心民主的命运。
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秩序的尖锐对立在这里也不见了。亨廷顿现
在说，不是权威主义政府而是民主制度会带来更稳定的秩序。表面上看，
民主社会常常是混乱的，但它不常出现暴力。民主政府以暴力对付其公
民比权威主义要少得多。民主也在制度内为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提供
了可接受的表达渠道，政府和反对派很少用暴力互相对抗。民主提供定
期更换政治领导人和改变公共政策的机会而有助于稳定。在民主制度下，
也很少在一夜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它常是温和的和渐进的。民主在很
大程度上还可以减少多数革命的诱惑，革命反对通过民选产生的政府很
难成功，等等。
人们不得不承认，《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对影响发展中国家
政治秩序的各种因素的分析严密系统，许多见解是深刻的。但从亨廷顿
的字里行间，人们会感觉到他所表达的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对人民大众
的困惑、不安和矛盾的情绪感到厌恶，而对能够驾驭、引导、必要时甚
至镇压群众的一切上层显贵、官僚阶层或领导集团，却表示赞赏。在这
里，亨廷顿毋宁说充当了权威主义政治家的顾问。事实上，亨廷顿的理
论也确实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权威主义理论提供了精致的思想材料。
一般政治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把政治民主化的希望寄托于中产阶级，
然而亨廷顿却认为：“城市中产阶级要求民族尊严、进步意识、国家使
命、以及通过参政全面重建社会而获得满足的机会，这些都是乌托邦式
的目标，历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达到。”他冷酷地宣称：“对于关心
保持政治安定的政府来说，对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的恰当反应是镇压，
而不是改革。”⒂对于民主运动的先锋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他指出，他
们是“最坚决最有力的革命分子”，“在大多数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中，
学生团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积极分子集团是反对现政权的。反对政府最坚
决、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力量存在于大学之中。”但大学生们的政治观
念是理想主义的。“从政治安定的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政府在1962年
和1963年关闭海尔·塞拉西大学的宿舍，强迫学生回家的举动是比较明
智的。”⒃如果说，《第三次浪潮》是民主政治家的教科书的话，《政
治秩序》则是权威主义政治家的教科书。亨廷顿自己承认，他确实是现
代的马基雅弗利。不过他做了两次马基雅弗利，先是坦率的“权威主义
的马基雅弗利”，而后又成为“急不可耐的民主的马基雅弗利”。⒄
按亨廷顿自己的解释，他在《政治秩序》一书中，是以“社会科学
家”的身份说话的，尽可能避免在分析中掺入个人的价值，而在《第三
次浪潮》中，他则忍不往不时地公开地抛开“社会科学家”的身份而以
“政治顾问”的身份说话。即使这种解释能够说得通，那么，在权威主
义盛行，发展中国家人民在为实现民主而苦斗的时代，作为一个政治学
者不关心如何实现民主，却专心向权威主义政权提供科学的药方，而当
民主化在许多国家已经实现了的时候，方来充当民主政治家的“顾问”。
如此看来，政治发展理论的功能和价值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3.缺乏预见性的政治发展理论
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
处于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巨大变革之中。问题复杂尖锐，前途晦暗
难明。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迫切需要理论的预见性。但几十年
来，政治发展理论对现状的描述与分析有余，对发展趋向的预见性不足。
它总是跟在时代潮流后面走，而不能识别时代发展的近期趋向，把握时
代精神的脉动。它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问题上屡屡陷入被动状况，确实
令人失望。
政治发展理论无疑把预测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它关注发展国家政
治发展的趋向，着眼于政治发展的未来。因此，它总是作出各种预言。
但现实的发展常常使它的预言落空。亨廷顿也是如此。他在权威主义盛
行的年代充当了权威主义的马基雅弗利，民主只是口头上还没放弃的虚
幻渺茫的目标。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的是稳定的秩序而
不是民主。 对发展中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他的反应相当迟
钝。迟至80年代中期，其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非常强劲，他在《会
有更多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吗？》一文中，还十分肯定地说，如果经济
发展与政治民主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如果有关的理论是对的，那么就可
以预言，属于中等收入国的前三分之一的21个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和南美的官僚—独裁国家），将会向民主方向发展。然而
亨廷顿认为“经验告诉我们，对于这些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来说，
可以预言的与其说是民主的到来，不如说是原先旧政治形式的崩溃”。
⒅在他看来，旧政治形式的崩溃不一定使政治发展走上民主的方向。可
不出几年，亨廷顿所说的这些国家中多都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它们不
仅结束了旧的政治形式，而且确实选择了民主化的道路。亨廷顿也没有
预见到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变化。也是在80年代中期，亦即苏联东欧变革
的前夜，他还断言说，“东欧地区向民主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是零。
”⒆
当然，我们不否认，亨廷顿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者，有着敏锐的洞
察力。但即使像他这样的学者，仍不免在现实的发展面前每每陷入尴尬
的境地。这使我们去思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本身是否有着局限性和内
在缺陷。西方社会有着优秀的理论传统和先进的理论研究水平，但他们
研究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总有一层文化上的隔阂，有如雾里看花，
这也许是他们屡屡失误的原因之一吧。
注释：
⑴⒀⒁⒄ 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
,Dem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21..3—5.16.P.ⅩⅤ.
⑵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Edited by Geraint Parry
and Michael Moran,London,Routledge,1994.P.263.
⑶⑷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现代化——理论
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43、343—344页。
⑸ ⑹⑺⑻ ⒂⒃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
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8、152、37-40、400-402、315-403页。
⑼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Edited b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Plattne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Introduction.
⑽⒆ Geraint Parry and Michael
Moran,(eds.)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Routledge,1994.P.264.Samule P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P.27.
⑾⑿ M.F.Plattner,The democracy
Movement,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Edited by L.Diamond and M.F.Plattn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29.30-32.
⒅S.亨廷顿：《民主政体发展的历程和民主化的前提》，载《国外
政治学》，1989年第5期，第21页。
（发表于《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8月（增刊）。）
©2000-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政治文化研究网
限于合理使用，请保持文章完整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