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是比较重视历史的人。１９８８到１９９３年，他写了带有国史性质的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６６年，近８０万字。此书“不是写人人的事情，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但又包含着个人的回忆在里面，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所以这是一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前言Ｐ２）也是迄今为止对“文革”前１７年最权威、最详尽的研究。全书分上、下两卷，分别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出版；１９９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修订本。

　　薄还有一部纯粹的个人回忆录《七十的奋斗与思考》（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　 政治理想与政府职能

　　尽管共产党在毛泽东掌权后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都是共产革命的不可轻视的要素。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罢工罢市。１９４９年，共产党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刚进城的时候，我们强调工人已经争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不能轻易取消，不允许私营工商业随便停工停业。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工商业出现了困难，有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不批准停工停业不行了。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当时有个口号，叫做“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上Ｐ１１０）

　　薄一波的叙述是否准确？因为１９４８年４月８日，毛泽东就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就明确规定：“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增长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１）或者是毛泽东的指示没有得到遵守，或者是毛泽东在夺得全国政权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因此才出现薄一波所说的现象。

　　一个不对国计民生承担责任的革命党可以无条件地鼓动工人向资本家、向企业作斗争，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却要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共产党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延续，只是得到现行政权支持的、一心想着斗争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很好地进行生产的，所以工商业很快就出现了困难。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出现了，这自然难不倒历来以实用为原则的共产党，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教育，工人不但被减薪，有的还失业，这实际上是向资本家妥协。资本家当然也趁机向工人开刀，“我们有的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警觉，不管青红皂白发动所谓减薪运动，让资本家钻了空子，引起工人的不满。”（Ｐ１１０─１１１）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工人的命运，“领导阶级”不但要接受“先锋队”的领导，也不能再随便向资本提条件，罢工更是不能允许。

　　但失业工人的增加总是影响社会稳定，于是政府不得不背上统一安排所有失业人员的沉重负担。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出于一个政府救济。

　　　 ２　 刘少奇“走火”

　　刘少奇有两次“走火”，一次是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在天津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第二次是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３日，毛泽东的红人高岗鉴于东北出现“富农党员”的现象，主张土改完成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认为“富农党员”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像高岗那样以为党员就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少奇两次走火，思路都是承认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剥削非但不可避免，而且还有正面价值。以他和毛的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但他仍然公开自己的主张，可见在５０年代初刘少奇还是可以发表一点与毛不完全相同的意见。作为这一判断的旁证是，在毛泽东对刘的讲话表示过明显不满之后，周恩来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６日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还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Ｐ２０７）

　　那么是什么时候毛刘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据李锐说是１９５８年初的“反冒进”。“反冒进”的矛头主要是周恩来和陈云，但“由于在一篇定性为反毛泽东的错误的社论原稿上，有刘少奇修改的笔迹，刘也就同这一‘错误’脱不了干系了。党内唯一还可以同毛泽东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的刘少奇，从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宁会议之后，逐渐使毛泽东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这是党内生活的极大变化。”（２）

　　 ３　 周恩来的两度危机

　　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７６年，周恩来一直是中国人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至少有两次，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总理政府事务的权利。

　　１９５２年８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计委主席位高权重，像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人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不过是计委的委员，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此后不久，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着分散主义的现象，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撤销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总党组，要求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务院各口也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其他的如政法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贸工作由陈云等负责、铁路交通由邓小平负责、农林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只负责外交工作。可叹高岗好运不长，１９５４年初就受到整肃，周作为总理的权力才又有恢复。

　　１９５６年周的反冒进再次使毛不快，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上，毛特别表扬了能够体现他意图的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１６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Ｐ６６２）周当然明白这不是写文章的问题。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中央就周提出的“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应该继续担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３）但在大跃进期间，毛亲自领导经济，周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所以有时间带一个庞大的队伍查勘三峡去了。只是在大跃进出现了大灾难之后，周才出来收拾烂摊子。

　　　４　 两次松绑

　　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真正对知识分子抱有敌意的并不多，包括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恒、叶剑英这些元帅，对知识分子都是比较尊重的，但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不抱好感，所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大都是灾难性的。

　　４９年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开明时期，两次都是由周恩来出面表达的。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他强调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批评了低估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宗派主义”；１９６２年３月，周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承认知识分子是人民，承认他们在４９年以后的１２年中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

　　但尽管周是代表中央的，但以毛为核心的中央似乎很快就不认帐。５６年那一次预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又把他们送进隆冬；１９６２年那一次，连周的报告也有人质疑，当周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没有说话；而当在１９６２年８月北戴河会议说话时，却是污辱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Ｐ１０４０）毛的观点得到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支持。４９年以后文艺界运动频仍伤人太多，周扬固要负责，陆定一亦难辞其咎。比如反胡风时，周巍峙发现周扬并不坚定：“有次在中宣部传达毛泽东同志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指示，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乱，不像平常那么稳定。”（４）而于光远却感到：“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５）１９５７年周扬整丁玲时得到陆的全力支持，直到１９７９年丁玲平反后，陆还再次强调当年他是和周一致的。在有些问题上，陆比周还左。１９６１年周扬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艺十条》，陆在讨论时发表了不少反对意见，修改后的《文艺八条》增加了不少历来强调的政治性很强内容，即使如此，当周扬乘陆不在北京时送上去并由中央批发后，陆还在中宣部内部多次责问：“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并在《宣教动态》增刊上向毛反映《文艺八条》的问题。（６）

　　周当然明白毛的态度，也许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增强了周说话的勇气。１９６２１０月１１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Ｐ１０４０─１０４１）

　　　５检讨

　　“大跃进”以“反冒进”作热身。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５８，毛泽东多次批评，仅薄书披露的就有：

　　１９５７年９、１０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
　　同年１１月１３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同年１２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
　　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
　　同年２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年３月的成都会议；
　　同年４月的武汉汇报会；
　　同年５月的八大二次会议；
　　同年５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

　　周恩来只得检讨不迭，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作了公开检讨。毛不但对前两次不满意，而且在秘书帮助写也不允许，直接发话：“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以至于周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７）此后也一直成为毛抓在手里的辫子。

　　大跃进天怨人怒，周恩来不得不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周说到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都有责任。他还检查了自己的两个错误，一是１９５９年８月在人大提出的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标准；二是１９５８年６月主持起草的关于轻重工业下放比例的文件。

　　这些问题，我还要在３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解释，这是我的帐，要交代。毛主席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Ｐ１０６１）

　　重彼轻此当然不是要维护总理威信。因为反冒进“尖锐地针对我”（Ｐ６６１）；而大跃进毛却是“始作俑者”。在这里，一种主张、一种决策的经济社会后果、对国家人民的作用是次要的，关键的是对毛的态度。

　　　６　 违法行为与政治表现

　　１９５２年的“五反”意在打退不法资本家的进攻，毛泽东用他一惯喜欢的数字，在运动进行之中就提出对资本家的划分比例，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约占９５％，严重违法、完全法约占５％的估计。资本家们的命运在查证之前其实就已经决定了。

　　本来，守法与否要根据事实来确定，但“五反”作为一项政治运动，事实并不很重要：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就是荣毅仁先生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Ｐ１７９）

　　连“基本守法”都勉强的荣毅仁就这样成了“完全守法户”，理由不是他的经商行为是否守法，而是他的“政治表现”（Ｐ１７９），是政府需要他这样的典型。经商行为中守法不守法不重要，重要是是否与政府保持一致，关键时刻听招呼。看来，权钱交易“五反”时就冒头了，而且是毛泽东开的口子。

　　　 ７　开会的策略

　　在１９５３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等人“批薄射刘（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泽东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

　　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Ｐ２５０）

　　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从而使会议的调子降下来了，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政治斗争是讲原则的，但原则是人定的，党内的最高原则是毛泽东定下的。薄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对薄是信任的，从高饶倒台到“文革”，薄一直身居高位。

　　　 ８　 剥夺权力的方法

　　毛泽东是政治艺术的大师，可以有很多办法来加强或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第一种办法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军权从不让他染指；“文革”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

　　第二种办法是不通知开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１９７６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第三个方法是不发文件。１９５５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８月２６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千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Ｐ３５７）中央即毛泽东，“从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２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同上）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个批示剥夺。

　　第四种办法是另组机构。１９６３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１９６６年３月，他又向中宣发出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Ｐ１２７７）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１９６４年８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Ｐ１２４２）１９６５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Ｐ１２４４）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现两个计委的现象。

　　毛泽东是策略大师，除上述方法外，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１９４２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６月２日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１９４５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后，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之后重新组成政治局。

　　　 ９　 毛式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的名言，在他的一生中，多次强调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

　　毛自己也以身作则。１９６１年他在广州说：解放后１１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３４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Ｐ３９５）

　　两次调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察一下毛的调查方法是有意义的。第一次，“我是用十一天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篇报告。先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Ｐ３９４）调查就是“关了门”看报告写文章。报告当然能部分反映真实，但毛看的这些材料或是中央报刊的记者采写的或是各省上报的，不但写作者在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且很多文章直接就是上面指令的，其中到底有多少“真实”是大可怀疑的。比如，“１１月２日中央办公厅致电黑龙江省委：‘《怎样办农业合作社》一书，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绍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经验。这篇文章要说明在这种地区取消土地报酬比较容易，并且介绍牲畜公有化的条件和办法。希望你们能从已有的材料是挑选出一篇，修改好文字，说明作者、写作时间、原载报刊等，于１１月１０日前送来。’”（Ｐ３９６）中央向省提出文章的主题，各省按照这一要求组织文章上送，毛泽东再根据这些报告判断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的高潮。

　　第二次调查的方法是听部长的汇报。１９５８年在广州，地质部长“刘景范汇报时，带了一大堆材料，还有个发言稿，他就念了起来，只念了几分钟，毛泽东就疾言厉色，要他讲问题，不要念稿子。刘可能没有参加这种场合的经验，还是照旧念下去。于是，毛泽东发火了：你不要念了，你讲不清楚，找何长工来。刘当然非常尴尬，满脸涨红，停了下来。”（８））薄也提到：“有一次，听一位部长同志汇报，他紧皱着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Ｐ４８６）搞调查、听汇报，却不愿受他人提供的客观材料的指挥，这种调查到底能改变多少原有的成见？龙颜一怒，谁还敢不看毛的脸色挑着汇报？事实上，毛从来不担心收集不到他所需要的材料，比如１９５５年中央农村工作邓子恢认为农民的合作化热情不高，并因此导致粮食紧张，这当然是毛不愿意听的，于是“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３０％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这几句话给毛留下的印象很深。……不仅使他改变了对春季以来农村形势的看法，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来自各方对农村形势的估量。”（Ｐ３８５）为什么相信柯庆施而不相信邓子恢？原因在于柯是顺着他的思路来说。习惯于听汇报的毛泽东怎么能了解真实情况？

　　另外，“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报告，他带着疲乏和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Ｐ４８６）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不大可能从容听取各方意见的。所以，《论十大关系》中的许多结论，与其说是他从汇报中总结出来的，不如说是他此前已有的“前见”。比如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就是他在听薄一波汇报前的开场白，即使他不听薄的汇报，他也会提出这些主张的。这些汇报的意义，是为毛的观点提供资料──“五大关系的基本资料主要是３４个部委汇报提供的。”（Ｐ４９９）

　　当然毛也不仅仅是看文章、听汇报，他也经常出游大江南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武汉、上海、杭州、长沙、广州）。他对１９５４年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而导致１９５５年的粮食风潮很重视，专门下去走了一趟后，结论是：“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Ｐ３８３）“麦子长得半人深”就说明农民生产有积极性、就说明农村不缺粮，这样的调查显然是过于皮相了。他为了强调“群众路线”就说群众有纪律，例子是“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９）

　　　１０　 吹牛拍马

　　毛泽东的这种调查，不但不能了解事实真相，客观上使党内说假成风。１９５８年上海会议期间东北组就人说：“不少干部是看气候，看领导人的颜色行事，有两个口供装着不同的材料，你要什么，他给什么，甚至以少报多，以无报有，以假报真。”华南组有人说：“有的人喜欢摸主席的脉膊，主席喜欢什么，就反映什么。”（１０）大跃进期间，李锐因为发言、谈话、写信得到毛的欣赏，马上就有人向他取经，“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１１）庐山会议中间的７月１１日，毛召见李锐等人，“许多人向我打听（包括总理的秘书）”。（１２）这就难怪：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记得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人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Ｐ１３２８─１３２９）

　　薄为参加庐山会议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上庐山后，有几位同志告诉我，会议的风向变了，因而我准备的发言稿未拿出来。在这篇发言稿中，除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外。比较多地讲了它的缺点和错误。”（初版Ｐ８６８）修订版补充解释说：原来的发言稿“不仅无补于事，更丝毫动摇不了毛主席打倒彭德怀同志的决心。”崐（Ｐ８９８）

　　说假成风并不始自庐山会议。延安时期，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世英曾对刘少奇说：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１３）刘没有解释为什么“吹牛拍马”会对党的工作、党的利益有利。

　　 １１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毛泽东毕生强调理论与实践，他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理论，但他的实际做法经常修正自己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几乎是毛泽东的主要特征。

　　１９５６年的《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以苏为戒”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其中一条是发展工业必须与发展家业并举，发展重工业必须与发展轻工业并举，反对牺牲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说匈牙利“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牺牲农业，一直到现在人民生活没有改善。”（Ｐ５９８）可见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是全党的共识。但在大跃进中，“各行各业搞以保钢为中心的‘小、土、群’，实际上是各行各业都打农民的主意，因为所谓‘全民办工业’，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办公业，大家挤农业。”（Ｐ７３９）农轻重比例的失调比苏联和东欧更严重。“当毛泽东看到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告诫人们要‘以苏为鉴’的同时，他自己的意识中却萌生出一种‘钢铁情结’，对钢产量的提高极为关注，甚至把钢产量的多少作为中国能否保持‘球籍’的标志。”（１４）

　　１９５７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示严格区分两灶不同性质的矛盾。然而，“就在提出这个理论的１９５７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垢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Ｐ６２２）这一光辉的理论没有实行过哪怕一天。

　　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制中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米，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制中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Ｐ１０７０─１０７１）

　　当然，每次行动失误都有原因。大炼钢铁的原因是“对１９５８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Ｐ７１５）关于未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薄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毛后来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二是党员和干部尚未掌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至于民主之遭到路踏，薄从正面讲了三条，一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要完备，二是民主集中制要配之以健全的制度；三是党员干部要养成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自学性责任感。

　　也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毛说：“拿中央常委或政治局来说，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Ｐ１０６６）但毛自己可以这样说，任何人、任何组织却不敢认起真来否定他的意见。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持起草的、意在发动“文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自然不会有任何原则性的否定意见，只是既然是讨论，也就对一些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出意见，堂堂政治局总不能但奉毛之令的陈伯达、康生一口咬定：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给。以至于刘少奇感叹不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改一点，现在大家的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１５）一句话否定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事发生过多次，堂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只是毛的橡皮图章。

　　 １２　 毛泽东没有错

　　从常识上说，是人就会有错，毛泽东当然也会有错，这一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Ｐ２５５）“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Ｐ９０５）“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Ｐ１０６０）但是：

　　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Ｐ９０５）

　　讲了也就是讲了，谁也不能拿毛怎么样，他的“自我批评”引来不是同志帮助和组织处理，而是其他人的一片忏悔：主席都承担了责任，我们的错误不就更大了？而且即使是“自我批评”，也是在中央会议上，而不会向全国公开。毛的名言是：历史下罪已诏的皇帝，没有不下台的。

　　对毛的错误，其他人不但不能讲。毛多次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说明成绩与错误的比例，然而不但这“一个指头”也即十分之一从来不能讲，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不能讲。彭德怀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９９.９％正大正确，难道就没有０.１％的错误吗？”（１６）就因他提出了这０.１％。彭德怀成了反党分子。长期以来，党和毛一起把毛塑造成神，以至于不但不能讲毛的错误，甚至认为毛有错这一念头就是错误的，就应当被打倒。

　　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Ｐ９１１）

　　不过偶尔也会有人提出毛有错的问题。七千人大会期间，可能是受到会议“民主”气氛的感染，彭真１月８日在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大逆不道，但他有自己的解释：“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是那么多）。”（Ｐ１０５９）可就是这样，第二天陈伯达就表示不同意见，责问彭真“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不但如此，１月２９日，林彪在讲话中又特意强调：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至于毛本人，不但高度评价林彪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Ｐ１０７９）四年后发动“文革”，彭真被第一个打倒，林彪则成为唯一的接班人。谁还敢说毛的错？

　　　１３　 “得”“失”的词序

　　毛泽东是喜欢咬文嚼字的，１９５６年为“稳妥”二字和周恩来等人较劲，庐山会议上又为“得”“失”的前后位置而定彭德怀的死罪。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中对大炼钢铁的评价是“有失有得”，这就惹了马蜂窝。毛在７月２３日的发言中即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了的。”（Ｐ８８９）其实，在毛之前，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一天饭后，陈正人把我拉到一边说：‘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１７）

　　其实，这种词序安排是一个偶然的笔误。薄指出：

　　据查，信的原稿为“有得有失”，彭的随行参谋誊清时错抄成“有失有得”《（Ｐ８８９）

　　当时的写信情况是：“１３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后，他亲笔修改两遍，参谋誊抄两次，于１４日下午送与毛泽东。后来追逼这封信的起草过程时，都怀疑周小舟参与其事。为了避免连累身边工作人员，彭德怀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写出来的，从来不讲随从参谋作记录之事。”（１８）

　　毫无疑问，即使彭当时说清了这是参谋笔误，也无济于事。

　　１４　 邓子恢、周恩来与彭德怀

　　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先后严厉批判了邓子恢的“小脚女人”、周恩来的“反冒进”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给他们的定性大同小异。

　　１９５５年，围绕着合作化发展速度等问题，毛多次批判邓子恢：

　　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Ｐ３４７─３４８）

　　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是和中央的路线与方针相抵触的。（Ｐ３５８）

　　再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了主派那一套，找他的朋友，企图分裂政治局，达到他的目的；无非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是跟我尖锐对立。（１９）

　　１９５８年，毛多次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６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Ｐ６６１）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５０米远。（Ｐ６６８）

　　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一个月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Ｐ６６６）

　　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２０）

　　照毛的说法，邓和周都有思想问题、路线问题、组织问题。但１９５８年毛却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人，可以改造的。”（２１）同样，毛在庐山会议上又表扬周：“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２２）

　　为什么只有彭德怀一旦挨批就万劫不复？

　　毛召集庐山会议的动机是为了纠１９５８年的左，他承认“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２３）会议的初衷是在坚持“总路线”的前提下作些调整。从他为会议拟定的１９个讨论题目来，与彭信并无不同。据薄的分析，毛要打倒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时机问题。“他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Ｐ８８６）薄的分析有一定根据，以至于彭德怀１９６２年“八万言书”时还申辩说：庐山会议上，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在会前和会中都讲过，不存在等待时机的问题。（Ｐ１１２６）

　　要补充的是，这个“时机”不是彭一人造成的。据李锐分析，毛发动批彭的原因，首先是会议讨论中支持彭信的人很多，特别是２２日张闻天的发言更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与彭相同的观点。与此同时，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向毛进言：彭德怀在拉队伍，人都被拉过去了。可以设想，如果彭信出来后应者无几，反对者众，很可能毛还会表扬彭的“反潮流”。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毛决定打倒彭有一个过程。庐山会议的７月１０日，毛在与周小舟、李锐等人的谈话中，还赞同性地引用他的一勉句话：“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２４）７月１７日，彭信已经印发，毛在与李锐等人的谈话中也没有“左转”和反击的迹象。甚至７月２３日决定反击时似乎也没有要置之死地：“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２５）似乎也只是比此前的邓子恢、周恩来更严重一些，距离右派更近了：“不过还有３０公里”（２６）８月１日常委会当彭提出辞职时，毛还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２７）８月５日，各组揭发批判时，只有张平化提出“把他们留在党内”的“后患”问题。８月１１日，毛才在大会上才说：“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的问题。（２８）尽管可以肯定毛说的“还是你干”是假话，但下决心打倒彭确实有多方面的因素，而决不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其实，以毛的智慧，当然不会真的相信彭会寻找时机“拉队伍”造反。如果没有历史旧帐，彭的错误性质至多与邓子恢、周恩来一样，批判一个时期，检讨几次也就过去了。但事同人不同。１９２９年秋冬之季，邓子恢与毛在福建苏家坡有过一段共同养病、心心相印的交往，周恩来则善于以检讨服输来化解他与毛之间的曾经有过的疙瘩，所以他们都能过关。独有彭不但过去敢于向毛挑战，而且功高盖世，桀骛不驯，毛早就等待时机要收拾他了。１９５８年４月，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２９）庐山会议确实是一个时机，不过不是彭反毛，而是毛找到了收拾彭的时机。

　　　１５毛泽东的让步

　　１９６０年代初的“调整”是大跃进之后的局部后退，经济成效明显。但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依然不断：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翻案风”、批以邓子恢为代表的“黑暗风”、以习仲勋为代表“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等以及１９６３年初开始的“四清”运动，直接为文革作了铺垫。这个时期的特点这一是政治运动与经济工作的分离：

　　接受庐山会议“反右倾”同时发动“继续发动大跃进”的教训，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就有意识地防止政治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这以后虽然批判“黑暗风”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批判停止“八字方针”的执行。政治斗争的弦虽然越绷越紧，但经济指标不再随风涨了。（Ｐ１３１４─１３１５）

　　毛泽东终生迷信于阶级斗争，相信政治万能，要他不讲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是万万不能的。但在困难时期，他只能作出让步。让步不是不讲政治和阶级斗争，而是与经济区分开来，不以政治完全统率经济，给经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他的让步表达为：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他同意刘少奇的建议，会议上有关阶级斗争的精神只传达到１７级以上的干部。（Ｐ１１３８）

　　这不是毛的本意，从“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是不想让“工作”与“阶级斗争”“平行”的。以屈求伸，毛在６０年代初的让步，在五年后以更大的势头反扑过来，“文革”终于以“阶级斗争”统帅一切工作。

　　　 １５四清的左与“文革”的左

　　“文革”以极左定格于党史，但“文革”打倒的刘少奇其实也不右。

　　“四清”运动的起源模糊、过程复杂，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借此转稼他“大跃进” 的灾难性后果。１９６１年１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毛对当时大量饿死人的事件作出判断：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札根串连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毛一箭双雕：既要阶级敌人代他承担大跃进造成的饿殍遍野的责任；又以阶级斗争的大棒封住了党内外任何可能对大跃进和他本人的批评。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是“四清”的正式开始，但当时上下都忙于收拾大跃进的烂摊子，经济政策中“资本主义”倾向明显，“社会主义”提不上日程。１９６２年强调阶级斗争后，“四清”渐次铺开。刘少奇先后主持制定了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０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运动从来免不了过火，打人、自杀这类“运动现象”随之而来。《后十条》强调团结百分之９５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意在纠偏，但运动仍然没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后前后死了２０００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２５天内就死了７４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６０２起，死亡５０３人。（Ｐ１１５０）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没有超出历次运动的惯例，但刘少奇似乎仍嫌不够。１９６４年初，他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市、省）要追上面的根子，在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不能强调团结９５％以上的干部。为此他又主持修改《后十条》，９月１８日正式发出。《后十条》的修正草案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此后又提出“反右倾”、“夺权”等要求，广泛打击基层干部和地富分子，“四清”急速左转。甚至包产到户、自留地、集市贸易等也当作“单干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本主义、夺权等问题上，毛刘一致，体现毛的思想的陈伯达的“小站经验”与代表刘少奇思路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都强调要“夺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发生严重分歧，毛这一次扮演了纠刘之“左”的角色。按薄的分析，首先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社教运动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显然，毛坚持的是１９６２年强调的阶级斗争，而“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都没有能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Ｐ１１６８）用不太准确的话说，刘要解决的是当时的干部的腐败，毛要抓的是阶级斗争。

　　在运动的搞法上，刘依靠工作队，先秘密扎根串连、摸清情况，然后发动群众实行大兵团作战来整干部和地富。毛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认为种做法“打击面太宽”，“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的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Ｐ１１６６）所以他不同意刘于１９６４年年底制定的《十七条》而另弄出一个《二十三第》，规定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等，缓和了农村的斗争形势，刘的一些左的做法得到纠正。

　　“四清”运动引发毛、刘分裂。毛后来说１９６５年１月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就已决定准备把刘搞掉，因为刘的做法是“形左实右”：“左”是不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右”是以“四清四不清”掩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左实右”达不到毛的目的，幸好１９６３年毛就着手从文艺上打开缺口，他有另一条通向“文革”的践路。所以１９６６年，“四清”就让位给“文化大革命”，但“文革”沿袭了“四清”的口号，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

　　１６　 “文革”没有耽误经济

　　无论是７０年代初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７０年代末以后对“文革”的批判，公众所熟知的是“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薄具体分析说，６５年是历史上最高水平，６６年上半年仍保持增长势头，下半年开始有变化，但损失较小。大幅度下降的是６７、６８：“１９６７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１３.８％，１９６８年又比上年续减５％，１９６７年财政出现２２.５亿元赤字。就当年各地生产、流通、分配秩序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Ｐ１２１３）然而，薄一波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

　　纵观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这五年对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５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三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说，家业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粮食产量除１９６８年因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其他年份都是增产的，１９７０年达到４８５０亿斤，是历史的最高产量，五年平均年增长４.５％，高于“一五”时期３.５％的水平。工业生产在后两年也有较大的增长，１９７０年的原媒、发电、成品钢材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别是原油产量突破３０００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１.７倍，工农业总产值１９６９年为２６１３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１９７０年达到３１３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７％，五年平均年增长９.６％，接近“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４年有结余，５年合计结余１０.５亿元。（Ｐ１２５０ ─１２５１）

　　这就是说，天下大乱，但经济没有乱。当时总结了三条理由，第三条是“随着经济权限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主的积极性，各地纷纷提出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使地方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Ｐ１２５２）经济权限的下放是１９５８年的做法，各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也是“大跃进”的内容，但这些都作为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而被纠正，１９５９年３月就开始收回一些，连毛都在庐山会议上说“不可过活”（Ｐ８０２），但“文革”中再度大批下放，为什么此时能有收效呢？

　　薄补充了三条理由，第一点是毛“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示的积极作用。最高指示对稳定经济肯定有积极意义，但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这一事实启示后人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更复杂的考察。是不是可以说，计划经济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至少是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下？

　　但经济的增长丝毫不能缓解“文革”的灾难。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公民并未过上人的生活，有相当一部人公民权、生命权被剥夺，如“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北京的大兴、湖南的道县以及广西等等，大规模地公开杀人，甚至吃食人的器官。人吃人的现象曾在６０年代发生过，那是因为吃人者实在太饿，不得不以饿死路边的尸体包括自己亲人的尸体充饥。但在大兴等地，人吃人却不是因为活命，这是为什么？

　　这则重要材料说明，对“文革”的否定绝不能仅仅从经济上着眼，应当着眼于当时的政治结构对人的权利的剥夺和虐杀，要从政治上看“文革”。

　　１７　“农村包围城市”的活用

　　“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即使在４９年以后的对内斗争中，他也运用得炉火纯清，这就是以地方反中央。比较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１９５６年“反冒进”批周恩来以为大跃进作准备：“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Ｐ６３６）于是，钢产量翻一番由上海首先提出；人民公社首先在河南诞生，北京的任务是事后认可和宣传论证。

　　第二次１９６６年批彭真以发动“文革”。这一年３月他在上海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号召“向中央进攻”，５月的中央文件上也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他还针对３月１１日许立群同志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同志在电话中讲了“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作者注），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Ｐ１２７８）

　　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不但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实际上也夺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权。

　　“农村包围城市”优势在于能保持主动和进攻的姿态，这一经验培养了毛对农村、边缘而不是城市、中心的特殊感情。借用毛经常为别人准备的帽子，可以说毛的思维方式属于经验的教条主义或教条的经验主义，就是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教条化、先验化、迷信化。毛总是把战争时代积累的一些经验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即使在环境变化之后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动。暂不评论这一思维方式的是非得失，仅从毛自己来说，他实在是太珍视自己的成功经验了，决不舍得用一次就放弃。比如“诱敌深入”的战术与“引蛇出洞”的“阳谋”就一脉相承；军队供给制的传统延伸到大跃进期对商品经验的拒绝，如此等等。从这一思维特点可以把号召地方造反的做法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联系起来。

　　中央以毛为核心，但核心只是一个人，中央还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和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他们不可能完全与毛声气相应，很可能出现外围与核心配合不好的情况。如果坚定的固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毛的核心地位就会落空。这样，地方力量就成为毛的依靠。６０年代初，刘少奇的威信大大提高，“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非常紧张，除加紧批转各类文件外，１９６１年还专门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３０）当然，毛不是一般地希望地方凌驾于中央之上，地方向中央造反的唯一理由就是毛的号召，毛的真实目的是以地方平衡中央。当他觉得中央是他得心应手的工具时，地方就要服从中央；当他觉得中央“做坏事”时，就以地方逼中央就范。地方和中央是毛的两张牌，他可以永远处在主动者的位置上，牢牢地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薄一波简历

　　１９０８年生于山西定襄蒋村。

　　１９２５年入党，在山西从事学生和工人运动。

　　１９２９年在中共顺直省委军委指导兵运工作，在唐山等组织兵暴，三次被捕入狱。

　　１９３１年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坚持狱中斗争，１９３６年出狱后任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抗战时期，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组织山西青年抗日记死队，１９３９年所部编八路军，任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边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１９４８年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委。

　　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副总理等职。

　　１９７９年复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任中顾委副主任等职。

　　

　　

　　注释：

　　（１）《毛泽东选集》页１２１９，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２）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Ｐ７６，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参见杨肯伟：《“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北京：《炎黄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４）周巍峙：《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于光远：《周扬和我》，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

　　（６）参见黎之：《周扬与“文艺十条”、“文艺八条”》，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

　　（７）参见范若愚：《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北京：《中央党校通讯》，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１日。

　　（８）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３０７。

　　（９）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１０３、４８３、４７４。

　　（１２）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７６，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王世英传奇》页２４４─２４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４）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２００。

　　（１５）引自黄峥：《刘少奇的一生》页４１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６）参见杨尚昆：《追念彭大将军》，北京：《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７日。

　　（１７）（１８）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１３７、１２０。

　　（１９）（２０）（２１）引自李锐：《大跃进并历记》上卷页２５７、７１、７１。

　　（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引自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１６６、１５、６６、１６６、１６７、２５２、３６０。

　　（２９）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Ｐ４６７─４６８。

　　（３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册页４８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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