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张百春

别尔嘉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迫离开祖国流亡西方。在西方，他的知名度几乎是俄国有史以来的哲学家中最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第一个在西方赢得了巨大名声的俄罗斯基督教哲学家，我的名声甚至超过了索洛维约夫。"在汉语哲学界，他也是俄国哲学家当中最幸运的，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的最多，可以说，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赢得了巨大名声的俄罗斯哲学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大作家之一，他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界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西方，特别是哲学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巨大，尼采自认为深受他的影响；存在主义流派也认为他是自己的先驱；甚至西方宗教界、宗教哲学界也不能对他在宗教方面的真知灼见置若罔闻。在我国，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学巨匠永远是文学界的瑰宝，然而，严肃文学批评的永恒对象，永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相信"永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成为汉语思想界的一个学术热点，在西方，这几乎是个毫无疑问的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就成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的焦点人物。但由于其小说思想性过于深刻（初看起来甚至有些枯燥、晦涩），同时代文学界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深度，所以在他去世后，因哲学家们参与对其著作和思想进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才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接近的，当时还很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此后的三年之内（1881～1883）连续写出三篇纪念他的讲话，对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后，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一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俄国哲学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目光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是自己哲学创作的原动力，接触过他的哲学家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哲学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压倒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语），这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实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代，绝大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甚至信奉这些时髦学说。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转到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学说对立的一面--基督教信仰，有人甚至直接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宗教哲学成了俄国哲学界的主流之一。比如布尔加科夫，在他"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布尔加科夫于1903年出版的文集名称）的转向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布尔加科夫当时曾经写过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伊万·卡拉马佐夫是个哲学家》（1901年，后被收入文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圣彼得堡，1903年），高度评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同时明显地感觉到作家对其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此外还有《荆冠》（1906，文章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四分之一世纪后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1906）》，以及《俄罗斯的悲剧》（1914年，论《群魔》）。这些文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评价。梅烈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00～1902）至今还是对这两位作家，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思想最具独创性的评价。二十世纪初俄国哲学界（所谓的唯心主义阵营）里最受欢迎的两个俄罗斯思想家是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特别是《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了哲学家锻炼自己哲学批判能力的阵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成了许多哲学家衡量和规范自己的世界观的标准，或者是批判的对象。列昂季耶夫、罗赞诺夫、沃伦斯基、维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卡尔萨文、拉普申教授、维舍斯拉夫采夫、津科夫斯基、莫丘里斯基、尼·洛斯基、弗兰克、斯捷蓬、舍斯托夫、格森，等等，都论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或是写过专门的文章，或是写过专门的思想传记。至于流亡的思想家们，更是继承了这个主题（参见《俄罗斯侨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当然，还有别尔嘉耶夫，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上的联系很有代表性，同时也与众不同。

　　众所周知，别尔嘉耶夫在思想上是个极其挑剔的人，甚至是有洁癖的人，无论什么思想，甚至是他自己的，他都会像个思想的骑士一样，动辄横加指责和批判，毫不留情。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几乎就等于接受他的批判（但不是否定）。只要我们看一看他写的关于俄罗斯思想家们的那些文章，就不难确信这一点（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别尔嘉耶夫文集，第三卷，《俄罗斯的宗教思想类型》，巴黎，1989年俄文版）。然而，也有例外，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还有费奥多罗夫和霍米雅科夫）。一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语调就变得缓和多了，他满怀爱意地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及他的世界观，特别是他所喜爱的那些主人公，比如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曾写过《宗教大法官》（1907年，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斯塔夫罗金》（1914年，论《群魔》）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关于人的启示》（1918年）等文章。他一直想写一部专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著作，这个愿望在他流亡国外时实现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巴黎，1923年俄文版）。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俄罗斯形而上学家"，认为他"最具有存在主义的特征"，"俄罗斯的哲学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在自传里，在提到自己的末世论情怀时，别尔嘉耶夫干脆承认，"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他？根据别尔嘉耶夫自己的意见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思想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认为人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核心主题。别尔嘉耶夫的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对人的研究是不到二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明确地提出的一个远大志向。他所关心的是人的命运问题，在他那里，人被抬高了，"人是微观宇宙，是存在的核心，是一切都绕着它转的太阳。一切都在人之中，一切都为了人，世界生命之谜就是人的身上。"别尔嘉耶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认为在所有的主要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把人和人的命运放在了核心的地位，放在了作品的焦点的位置上，如在《少年》里，这个焦点是维尔希洛夫，在《群魔》里是斯塔夫罗金，在《白痴》里是梅什金公爵，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是伊万·卡拉马佐夫和阿辽莎·卡拉马佐夫等。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心的不是人的心理问题，而是人的思想，他在对主人公们的思想做实验。尽管世界上的伟大作家都研究人，人的心理问题，甚至是人的思想问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别尔嘉耶夫把他与但丁和莎士比亚进行了对比。但丁把人当作客观世界秩序和神灵宇宙里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是这个等级体系中的一个等级。在莎士比亚笔下，人已经超越了自然宇宙的秩序，人属于心理层次，他揭示了人的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充满激情的人的情感世界。然而，别尔嘉耶夫认为，他们都没有触及人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展示的世界。"精神的"一词在俄文里有"宗教的"意思。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宗教的意义上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他把人的精神世界看作是上帝与魔鬼，人神与神人的斗争的场所。这一点尤其吸引别尔嘉耶夫。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地下室手记》就开始探索并发现了人的精神世界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其所有主人公身上，如拉斯科利尼科夫、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悲剧，特别是丧失信仰的悲剧。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的人，必然得出"一切都是允许的"结论，奉行这个结论的人最终走向毁灭，即精神世界的瓦解。专注自己的人最终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戕害了自由，叛逆上帝的任性导致人的自我毁灭。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悲剧的辩证法在"宗教大法官"里获得了完满的解决。伊万·卡拉马佐夫（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走上了复活的道路，即由人神走向了神人--基督。

　　别尔嘉耶夫自己承认，他的哲学所研究对象只有一个，这就是人，人的命运。早期重要著作《创造的意义》的副标题就是"人正论体验"，后来写出了大量的专门探讨人的问题的著作，如《论人的使命》（1931），《人在当代世界中的命运》（1934），《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体验》（1939），《我与客体世界：论孤独与交往的哲学》（1934），《精神与实在：神人精神性基础》（1937），《神与人的存在辩证法》（1952），《真理与启示》（1953）等等，这些作品主要探讨的就是人的问题，人的精神世界问题等。在人学这个主题上，别尔嘉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完全一致的。甚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也是类似的，比如把人看作是矛盾，看作是深渊，而且是对立的深渊，最后是他们都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研究人，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反对尼采。

　　尼采反对人道主义，认为人是卑鄙的，耻辱的，是应该被超越的，结果导致超人理论，直接反对基督教的人学和上帝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也都反对近代人道主义，也指出了人性的弱点，人的叛逆等，但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基督教的世界观，走向了神人。然而，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反对人道主义，但他并没有直接返回到历史上的基督教关于人的真理那里去，也没有返回到教父们关于人的真理那里去，这些关于人的真理只知道人的本性的罪恶，但还不懂得经历自由之后的人精神本性，或者说，传统的基督教人学没有经历自由的诱惑，而这个诱惑是必须经历，然后才能被克服的。这样的诱惑是不能简单地忽略，或视而不见的。因此，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人学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人学，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因此也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别尔嘉耶夫从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启示：新基督教意识。这是别尔嘉耶夫及其同时代人，如梅烈日科夫斯基、罗赞诺夫等人，不懈追求的宗教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新宗教意识运动。

　　到底新基督教意识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新宗教意识的主要代表们意见并不一致。别尔嘉耶夫关于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观念。但是，他承认，他所接受的就是《宗教大法官》里的基督。这就是别尔嘉耶夫宗教思想的根源。像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大哲学家，不可能老老实实地返回到历史上的基督教之中去，他不可能安于这样的基督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无疑对别尔嘉耶夫的基督教世界观富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成了别尔嘉耶夫思想斗争的训练基地，他与小说的主人公进行思想对话，因为他与其中的许多主人公具有相同的精神气质，他们关心的是相同的问题，折磨他们的是相同的思想。别尔嘉耶夫有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叛逆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思想上的叛逆者；他有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思想犯罪心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思想上的罪犯，其思想不但为执政阶层、官方宗教界所不容，也为思想界自身所不容，在这方面，他是个时刻面临火刑的异端分子；他还有斯塔夫罗金思想上的疯狂和对思想的偏执，他是个思想狂热分子，同时其思想也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是一股旋风，也能引起思想上的旋风，惟一的区别是他的思想旋风导致的不是混乱，而是思想的繁荣。总之，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子，他们之间确有思想上的"血缘"关系。

　　别尔嘉耶夫自己承认"在俄罗斯文学中受到许多教益"，自认为《宗教大法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在许多思想上，他们不分你我，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思想传记的前言里他写道："我写了这样一部书，在其中我不但尝试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而且也把我自己的世界观中非常多的东西放入其中了。"因此，在理解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时，我们不能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同时，在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在研究俄罗斯哲学时，我们不能轻视其生长的文学背景；同样，在欣赏俄罗斯文学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哲学底蕴，以及它对俄国哲学的影响。在理解俄罗斯的理念时，对其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思想不能有所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