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路文彬

重写历史：民族/国家认同的权力实践--中国建国初期小说历史叙事之一


　　正如卢卡奇所宣扬的，无产阶级在夺取全面胜利之后，面临着一个重写历史的伟大任务；即以刚刚获至的合法性身份，彻底修正自我于既往历史言说中的被动地位，重塑无产阶级的历史形象。（1）由1958年开始兴起的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以及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可以说正是中国无产阶级亲自履行这一伟大任务的空前实践，广大工农兵群众第一次掌握了书写的权力："能提笔的提笔，能说不能提笔的自己口述请人代写"；"大胆的写，不能写长的写短的，不管写不写得好，写了再讲"（2）。这次书写权力的普泛运作，首先促使了大量平民集体历史文本的涌生，并且藉此完成了无产阶级荣登上历史舞台的仪式。所有对于历史的书写，在这里的要旨实质上仅是将其作为权力象征的参与，试图以此来证明历史的书写者已经具备了历史主人的资格。所以，它无意苛求历史书写者的个人书写能力问题，而格外关注的是历史究竟该由谁来书写，以及如何瓦解敌对阶级在历史话语中的势力范围，同时意欲表明的是只有劳动阶级才可能真正地懂得劳动阶级，因而关于他们的历史唯有让他们亲自来写才算合理：

　　历来的史官、史家都是写皇家的历史、公候将相的历史、资产阶级的历史。很少有人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的历史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在历史上却没有他们的地位。

　　也有人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但又往往用他们的有色眼睛和阶级偏见来看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的本来面目，劳动人民的力量、聪明、才智无法在史书上充分表达出来。

　　今天的历史家们，不少人获得了新的历史观点，可是又由于他们多半出身于知识分子，对工厂、工人的感性知识不足，虽然他们企图正确地表达和说明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但是，总不是那么新鲜活泼、生动感人。（3）

　　以上文字说明：工人阶级的重写历史之举并不单纯意味着是对权力占有的姿态显示，而且还隐含着其挣脱历史遏抑之后的倾诉冲动。有必要加以阐发的是，这种作为倾诉的言说，在缓解其历史心理压力的同时，也起到了丰富历史话语的作用；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再一次强化了其通过历史话语所收获的权力。因为历史话语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权威的文本形式存在的，它对人们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支配作用。再则，历史话语也只有拥有能使自身合法化的权力前提之后，方可能成为一种权威叙述。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出于文本所描述的是一定社会情境中'已经发生的'和'应该发生的'事情，被书写的'历史'也就能成为权力的强化工具。"（4）由此而言，劳动群众于1958年开始的通俗化历史写作，实质上既是一次权力本身的应用，亦是一次对于本阶级权力系统的巩固。此外还需注意的是，这次历史书写是具有一定的口述史性质的，而口述史本身的意义正在于它"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口述史对公认的历史神话，即历史传统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了挑战。它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5）所以，由这一意义去理解1958年的大众历史书写，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

　　应当看到，无论历史的书写还是书写的历史，作为一种权力，在实际操作上都相当于对于记忆的重新建构。它将逝去的事件依照书写者的立场进行编排与解释，赋予事件以生命和意义，从而变成储存于人们头脑里的记忆以供经常回味；而每次回味又都是对记忆的再一次肯定和加深。按柏格森的观点来看，记忆的实践功能就是认知，它必须要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有时在于行动本身，即一种适应于环境的机制运动的自动设置；在其他时候，它则暗示大脑努力搜寻过去那些最能进入目前情形的表征，以便应用于目前。"（6）记忆的这种提供现实应付能力的功用，使作为其对象的历史事件，得以走出过去直接参与进现实的维系活动当中。因此，所谓的历史重写，其实质不过是对于记忆符码的重新编程，即由现实需求动因触发而设置的关于往事的回忆。但它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力求把住现在。1958年由政府发起的大规模集体回忆运动，正是源于这种重构记忆的现实需要。实际情况也说明了它对现实的维护的确是相当奏效的，因为"不少工厂的事实证明：编写工厂史的活动，对加强团结，提高生产，起了促进作用。"（7）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次重构记忆活动强调的并不是个人的独有记忆，更不是什么纯粹个人化的伤感怀旧，它的真正用意还是为了重构一种超越于个人独有记忆之上的共同记忆。工厂、公社以及部队等等国家机构的历史，当然不是关于某个人的历史，而是大家共有的历史；一切有关它们的记忆显然只能是同属于大家的记忆。在对这一记忆的分享而不是独占中，人们发现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另外，由于这笔历史遗产只能通过彼此共有而非瓜分的形式存在，因此，它的所有者便彻底避免了由瓜分遗产招致整体分裂的风险。这些，也恰恰是此次重构记忆所欲达到的根本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国家现实，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便是对于新生国家及其政权的认同；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怎样取得民族之间的彼此共容，以确保国家的稳定，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极为奏效的策略之一，就在于重构一个令民众共同拥有的民族/国家记忆，以确认这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个人的记忆在有形与无形的方面维系着个人的认同，借历史保存鲜活的国家记忆也同样赋予一个族群团体的认同，使交往联系变成团结精神，使政府的强制权威成为合法化。"（8）我们看到，正是通过对民族记忆的重新构筑，56个不同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一合法化名义之下，达成了一个民族的共识。

　　在这种背景下涌生的大量书写英雄时代历史的小说，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为导引，对于民族/国家记忆重构的一次积极参与。它们力图通过对由中共带领的无产阶级民众，从反抗走向胜利辉煌历史的叙述，使所有新中国公民及各民族拥有一种共同的自豪回忆。这种记忆共有在将人们整合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得森语）的同时，还时时激励着他们从中寻找战胜现实困难的信心。言及创作《红日》的感想时，吴强说："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要的。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9）历史记忆给予现实的此种激励机制，在另一个层面上，则是经由教诲的功能来传达的。在相当程度上，作家们出于"难忘"的感动，极为自觉地履行了对共有记忆的维护，即将其制作成历史教科书的有趣替代品，以供后人学习和效法。杜鹏程就是基于这样的初衷，着手写作《保卫延安》的："那时，一想起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想起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不平凡的岁月，心情就无法平静下来。我感到要是不把英雄和烈士们所创造的惊天伟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勋写出来，就于心有愧。阶级责任感驱使我，鞭策我一定要拿起笔来。我要用笔反映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歌颂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歌颂人民解放军、陕北人民的光辉业绩，表达我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热爱之情，用形象的教科书来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接过先辈的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新长征中永往直前。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我开始了《保卫延安》的创作。"（10）实际上，历史记忆之于现实的凝聚与激励功用，靠小说来实施委实是条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它完全能够以现身说法的现实模拟形式，首先从情感上争取到人们的认同，从而使其逐渐把这种历史记忆过渡到理性上的坚守。书写英雄时代历史的小说文本，从这层意义上说来，既承当了对于民族/国家记忆的重构，而且出任了重构之后的秩序维护角色。

　　然而，在建构新的民族/国家记忆过程之中，这些小说不得不预先料理好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梳理这个凭藉阶级属性维系而成的新生大家庭里的伦理关系？换言之，也就是对于无产阶级新型伦理关系的确认问题。当无产阶级成为能够同资产阶级相抗衡的集团性力量时，既有依靠家族血缘关系维持起来的零散团体，便遭遇到以阶级这种精神血缘重新规设伦理秩序愿望的冲击；开始向一个以阶级为单位的庞大团体归拢。这时，家族相对于阶级来说，将变得不再重要；血缘亲情相对于同志友谊而言，则显得微不足道。顺从伦理关系的此种革命性转换，是重构民族/国家记忆的重要基础，它决定着记忆内容对于现实维护的合法及有效性质。在高云览《小城春秋》中，我们可以阅读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形象化演绎，即家族的骨肉血缘是怎样被阶级的精神血缘所取代的。

　　小说里的主人公何剑平与李悦，由于两族祖辈长年发生械斗，一直结有世仇。在后来的一次家族械斗中，李悦的父亲李木杀死了何剑平的父亲何大赐，因此两人之间又结下了杀父之仇。为免遭报复，李木举家逃到厦门。而何大赐的三弟何大雷为了替兄复仇，也带着十岁的侄子何剑平追赶至厦门，寄居在大哥何大田家里，伺机随时下手。但因李木再次出逃，下落不明，复仇之事被迫延搁了下来。当听说李木出洋死亡的消息时，作品中写道："……小剑平觉得失望，因为失去了复仇的对象。"多年以后，何剑平和李悦因为共同参加了进步革命活动，彼此又以同志的身份相遇了，然而相遇的场面很不愉快：

　　"来来，剑平，我给你介绍，"吴坚站起来指着那青年说，"这位是李悦同志……"

　　剑平愣住了。

　　瞧着对方发白的脸，他自己的脸也白了。不错，是李悦！七年前他用树枝打过的那个伤疤还在额角！剑平一扭身，往外跑了。

　　"剑平！……"仿佛听见吴坚叫了一声。

　　他不回头，急忙忙的往前走，好像怕背后有人会追上来似的。

　　他心绪烦乱地随着人流在街上走，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喧闹的市区，到了靠海的郊野。

　　……

　　"是呀，道理谁都会说……"剑平拣一块岩石坐下， 呆呆地想，"可是……可是……如果有一个同志，他就是杀死你父亲的仇人的儿子，你怎么样？……向他伸出手来吗？……不，不可能的！……"

　　不过，事情的结局非但没有像何剑平想象的那样是"不可能的"，而且它的可能竟然还实现得非常之快，出人意料。因为在第二天，何剑平便请吴坚转交给李悦这样一封信：

　　……昨天，我一看见你就跑了。我向你承认，倘若在半年前，要把这些年的仇恨抹掉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在我接受无产阶级真理的时候，我好容易明白过来，离开阶级的恨或爱，是愚蠢而且没有意义的。

　　不爱不憎的人是永远不会有的。我从恨你到不恨你，又从不恨你到向你伸出友谊的手，这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扰乱和矛盾。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打通它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正因为打通它不简单，我们家乡才有年年不息的械斗，农民也才流着受愚和受害的血。他们被迫互相残杀，却不知道杀那骑在他们头上的人。

　　谁假借善良的手去杀害善良的人？谁使我父亲枉死和使你父亲流亡异邦？我现在是把真正的"凶手"认出来了。

　　父的一代已经过去，现在应该是子的一代起来的时候了。让我们手拉着手，把旧世界装到棺材里去吧。

　　……

　　表面上来看，何剑平的这封信出现得过于突兀，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根本无法使人信服他的心理急剧转变；唯有从阶级这一理性维度去考察，它才有可能获得有效的解释。在何剑平那里，我们看到，由于以阶级逻辑重新定义了伦理世界的爱恨情仇，因而本属于个人之间的矛盾便顺利转嫁成了阶级之间的冲突，其内心的激烈斗争也就随之烟消云散。阶级伦理关系的确认，在此导致了阶级仇恨对于个人恩怨的取代，并令何剑平不能不放弃对原来杀父凶手的指认，由敌对阶级那里去发现所谓真正的元凶；而这个元凶正是需要他与李悦共同对付的敌人。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对这种新型伦理关系的认可，何剑平不仅特意去探望了死里逃生回来的李木，而且在他死后，还亲自为其执绋送终。但是，这在尚未接受这种新型伦理关系转换的何大雷看来，当然是不能够容忍的。所以，他"暴跳得像一只狮子似地嚷着：'大绝户！辱没祖宗！我替他老子报仇，他倒去替仇人送殡！这叫什么世道呀！这叫什么世道呀！……'"

　　新型伦理关系的确认，致使仇人之间可以尽释前嫌，变敌为亲；但也同样能够招致亲人之间的疏远隔膜，甚至反目成仇。何剑平对叔父何大雷的情感变化，便明显昭示出了这一点。当何大雷逐步堕落为汉奸时，何剑平果断与之决裂。而在得知叔父的死讯时，他竟至丝毫也不愿表现不出丧失亲人的正常悲痛来：

　　"你叔叔……你叔叔……"谈到半截，田老大忽然脸沉下来，声音发颤地说，"没想到……他……他给人暗杀了……"

　　"唔。"剑平望望伯伯的脸，照样吃面线，顺嘴又问，"什么时候给暗杀的？"

　　"两个月前……"田老大说，喉咙叫眼泪给塞住了，"不知道跟谁结的仇，落了这么个下场！……"

　　剑平不乐意看见伯伯为了大雷的死那样悲伤。他撂下筷子，抹抹嘴，往里间走。

　　"伯母！"他叫着，"帮我找那件蓝布大褂，我要看李悦去。"

　　田老大一个人坐在厅里，心里暗暗难过：

　　"唉，这孩子也真心硬……好歹总是你叔叔，竟没一点骨肉情分……"

　　剑平穿上蓝布大褂，满心高兴地往李悦家走。他把大雷的死撂在一边了。

　　田老大抱怨剑平"没一点骨肉情分"，其实，剑平只不过是把骨肉情分转换成了阶级情分而已。紧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剑平来到李悦家时，恰遇李悦唯一的孩子病故，而这时的剑平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全然不像田老大所说的那么"心硬"。情感表现呈示出的显在差异，证明了田老大和剑平是完全处于两个迥然不同的伦理世界中的；而事实上，家族亲情的渐趋淡漠也正是由此开始的。

　　《红旗谱》中的家族伦理关系，则是由农民与地主间的紧张阶级冲突颠覆破裂的；就像冯老兰和老驴头，虽是同族，但因为分属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阶级集团，家族内部本应有的血脉温情便不复存在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冷酷较量才是彼此交往的真正形式。相反，只有在同一阶级集团里，类似于家族血脉般的温情才有可能得到维持。作者梁斌为了有力凸显主人公朱老忠的形象，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怎样使朱老忠这个形象更加生动活泼，甚至在他身上发出光来呢？我觉得通过农民内部的团结和互助之间深挚的友情来写，可以收到一方面的效果。在长篇中就从严志和帮助朱老忠盖房子，一家人担负两家人生活写起。同样的，为了突出朱老忠这个人物，小说开头就有必要加强他与地主阶级的冲突矛盾。也曾经考虑写一些催租逼债的情节进去，这是地主和农民关系中最尖锐的矛盾，后来想到很多作品都写过，也容易写成"白毛女"那样，才写了鸟儿事件。原稿是写朱老忠和严志和捉到脯红，冯老兰想霸占，来表现他们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直接冲突，同时也表现了老兄弟俩的亲密友情。后来觉得运涛、大贵等第二代写的不够，而且那时预定运涛再"四一二"时完成他的"历史任务"，而这个人物还写得太少，站不起来。严家这一家人都是新的人物，尚待深化。拿起原稿一看，就觉得这地方缺少点什么东西，人物本身在要求行动，非补上它不可，考虑再三，才决定把朱老忠、严志和关于鸟儿事件让给运涛和大贵他们，这样一改，效果很好。通过脯红的故事，生龙活虎的第二代人物出现了，既内有削弱朱老忠和严志和的表现，又表现了运涛、大贵、江涛、二贵等人物。表现了父一辈和子一辈的友情，还写了春兰，并且收到了写催租逼债同样的效果（阶级关系）。……（11）

　　在《红日》中，新的家族伦理关系的形成，是藉借余老大娘和阿菊、杨军以认干亲的方式重组家庭来说明的。由于其各自原有家庭均丧失在共同的敌对阶级手里，一种同病相怜的阶级情感便成全了她们重新组合家庭的愿望。母女（婿）关系的确认，再次演示了以阶级属性准则重建家族伦理秩序的可能与必然。而在杨沫《青春之歌》里，这种重新确认无产阶级伦理秩序的冲动，可以由俞淑秀这个天真孩子身上觉察出来。初入狱中的俞淑秀，常在惊恐中不断呼唤着妈妈；但在接受了郑瑾、林道静等革命者的影响之后，她开始认定"妈妈不是最亲的"。她说："……妈妈养了我的身体，但是你们--是党给了我灵魂。"一句看似单纯的言语，道出的仍是阶级重于亲情的无产阶级伦理关系实质。至于欧阳山《三家巷》中的青年男女们，虽然企图通过联姻和"换帖"等方式来缔结更为亲密的同盟，而一旦遭遇阶级属性的身份确认问题时，他们也同样是必须要去面对同盟分化的焦虑的：

　　……周榕捧起那本书，念那题目道：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她们问他是谁写的，他又回答道：

　　"毛泽东。"两姊妹互相询问了一下认不认得这个作者，就要求周榕念那篇文章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直念了三十分钟，才把文章念完了。他合上书本，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在回味那书中的道理。那两姊妹都瞪着眼睛，呆呆地对着天花板出神。后来还是陈文婷首先苏醒过来，说："这就奇怪。一个社会好好的，有家庭，有亲戚，有朋友，怎么一下子就能划成四分五裂！阶级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能看得见吗？"周榕笑着摇头道："叫我说，也说不清楚。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在工厂里看得见，在街道上好象看不见。平时好像看得模模糊糊，有起大事情来，就看得比较清楚。大约是时隐时现的东西。"陈文婷耸耸肩膀道："不明白。"周榕望着陈文娣，她就说了："我看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哲学，本身就是不好懂的。不过咱们也来从实际方面看一看：你说，你是什么阶级？我是什么阶级？"周榕和平地、驯良地笑着。陈文婷替他回答道："二姐，你真傻。你问这个不是平白吃亏？他自然捞了个无产阶级。"陈文娣说："那么我呢？"周榕仍然没开腔。陈文婷又说："那还用问？我说二姐夫不怀好意的。你自然是个买办阶级！"陈文娣说："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就可以了吧！"……

　　周榕与陈氏姐妹的困惑，在这里暗示了阶级这种划分敌友的新生标准，突然闯进旧有伦理秩序时所引致的危机。然而，随着作品中友情、爱情和亲情关系日趋走向疏离，乃至决裂的事实，伦理秩序的阶级化诉求便很快获得了合法性验证。事实表明：由阶级认同诱发的无情离弃，凭靠联姻或"换帖"等等世俗情感维系手段，是绝对避免不了的。在情人背叛与兄长牺牲的严酷现实面前，周榕终于明白了"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的真理。《三家巷》着重演绎的就是伦理往来在家族间的历史终结，以及它转而在同一阶级内部获至的新生。

　　总之，这些小说一再力图阐明的是，在理性支撑之下构建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伦理秩序，应当是一种让情感力量压根无法左右的新生客观事物，它是应全新时代语境要求而萌生的伦理关系真实。那么，出于维护重新奠定的伦理关系真实，保持无产阶级整体亲和力这一目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拒斥集体约束的破坏性潜在因素，故而便不得不遭罹来自以阶级属性定义而成的人民话语的挤抑。其实关于这种挤抑，我们已在封建家族秩序的建立过程当中有所领略，两者皆是由于满足整合某种群体力量的需求。但是，尚有不同的是，这时的个人却不是被当作家族的威胁存在来看待的，它已经上升为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势力范畴内的危险因素，具有明显的政治隐患色彩；此刻等待个人归来的不是依靠宗法聚合而成的家族，乃是凭藉阶级结为同盟的人民。所以，针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在通常意义上，是以采取民粹主义的张扬方式配合完成的。

　　从构建无产阶级伦理秩序宗旨出发，对个人主义思想所施行的清算，在"英雄时代"以及后来的历史阶段中，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早在1929年，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撰写的决议（12）中，个人主义便被列为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引起高度警惕。40年代王实味、萧军等也都曾受到以个人主义为由的严厉批判。50年代全国又开始了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难，张光年发表《个人主义和癌》及《再论个人主义和癌》，将个人主义等同于不治之症；个人主义思想遭到全面审判和封杀。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则发出"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13）的诅咒。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历史作用，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造就的崭新时代里，被宣布失去了效力。正如贺敬之所言："如果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骑士们在一定的时代唱过浪漫主义的动听的歌的话，那么，到了我们的时代，个人主义者的歌声就只能是鬼哭狼嚎了。"（14）

　　现实话语一再竭力喧嚣：个人主义于此时只有乖乖接受以人民史观为依归的民粹主义的收编了；倘若其继续拒绝人民这个大家庭的收留，那等待它的就只能是在漂泊中堕落抑或死亡的命运了。在追记"英雄时代"历史的小说文本里不难发现，人民始终是以集体的面目作为个人赖以保存自我的强大后盾而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民粹主义话语的褒扬，实际表明的就是对于集体主义力量的信仰和期待。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不断被告知：当个体意识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时，其本身固有的一切弱点便有可能得到克服。《保卫延安》中的李诚说："我们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和群众在一块；离开人民群众，我们便一事无成，一钱不值。"而《青春之歌》里则如是写道："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是无穷的。当林道静感受到她和小俞不是孤单的、孤立无援的个人行动的时候，她们的心同时被融化在一个看不见的，隔着多少层铁壁然而却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伟大的整体中。"

　　个人既然能由集体那里获得如此丰厚的待遇，那么随时准备回报集体，甚至献出自我，也就自然是属于情理之中的事了。所以，《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隐忍着行刑后的身体剧痛，还依然不忘提醒自己："个人的生命，个人的一切算得什么，可是，党的事业，集体的事业，还在燃烧着的斗争火焰却不能叫它停熄下去。他开始责备自己对于伤痛的软弱和畏缩，只要有一口气，只要血管里还有一滴血在流动，那么，他便不应当放弃斗争--不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叛逆'的身体。"在《红岩》里，许云峰也是这样教育成岗的："……私人感情应该服从党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人有更丰富、更高尚的感情，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集体所做的真诚献身，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考察，也说明了个人主义冲动已经得到成功的扼制。

　　对于个人主义话语的拒斥，在诸多小说里还经常表现为对于知识分子的挤抑，如《小城春秋》中的剑平就曾对四敏说："我就讨厌知识分子，尽管我自己也是。你看他们，十个人十个样子，头真不好剃！"由于知识分子天生的小资产阶级品性，因而在他们身上保留着难以摒除的个人主义情绪。普遍的观点是：知识分子要想真正融入无产阶级队伍当中去，必须首先认同这样一个前提，即向工农群众学习，接受集体主义思想的改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林道静作为一名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一个从个人英雄主义出发，由于愤世嫉俗而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15）；作者也因此受到"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16）的指责。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完成这一改造的知识分子，压根是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的。而卢嘉川同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形象，一开始便获得了认可，其原因则在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近了革命"，并且由于"他的理论知识，他的思想认识，以及他的斗争意志全在李大钊同志的耐心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所以，他已绝然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其实，让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以便接受改造，仍旧是民粹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它是在无产阶级伦理关系确认之后，对于知识分子的必然要求。知识分子的个性，如果拒绝接受工农群众的磨合，就不可能对无产阶级伦理秩序的稳定有所建树。所以，这一时期书写历史的小说文本里，知识分子形象往往是被当成等待改造的对象而登场的。即使像杜甫这么一位古代诗人，甚至也被视为等待改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来设计了。在冯至的短篇小说《白发生黑丝》中，我们看到，杜甫是通过自省的方式，萌发出民粹主义思想苗芽的。渔夫们在杜甫穷困潦倒时给予他的无私援助，使其在感动之余，"想来想去，总觉得自己爱人民的心远远赶不上渔夫们爱他的心那样朴素、真诚，而又实际。"对于人民的重新认识，令杜甫开始反感顾影自怜和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情趣。于是，他将苏涣"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的诗句，改成"众人不得意，四海行路难"，致使诗中狭隘的个人化痛苦提升为高尚的公众化焦虑。而当他背诵到刘桢"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一句时，"心里起了一种难以调和的抵触情绪，再也背不下去了"，因为他以为"真正的凤凰绝不会羞与黄雀同群"。自从深入到民众生活中去以后，杜甫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未来的希望，彻底与孤独的抑郁心境告别，白发里竟又生出了黑发。这真是民粹主义思想为杜甫创造的青春奇迹，也是作者为诠释民粹主义精神创造的一个文学奇迹：杜甫仿佛成了20世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急于促成新生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重写历史动机，在《白发生黑丝》这一个案里，终于暴露出对于历史的"过度阐释"之弊；从而引起人们对其透支历史为现实效力的怀疑。

　　

注释：
　　(1)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洪洋：《生产写作双丰收》，《文艺报》1958年第22期。
　　(3) (7) 笑雨：《用自己的手，写自己的历史》，《文艺报》1958年第13期。
　　(4)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55页，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5)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第24页，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
　　(6) Henri Bergson: Matter and Memory, p87, translated by N. M. Paul and W. S. Palmer, published in 1911 by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8)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第253页，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9)吴强：《红日·修订本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10)《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杜鹏程研究专集》第31页，陈纾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载《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12)参阅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年第4期。
　　(14)贺敬之：《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文艺报》1958年第9期。
　　(15)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艺报》 1959第4期。
　　(16)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中国青年》1959第2期。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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